,,

　　[ 黎賡桓表示，在目前的社會環境和經濟條件下，截污、清淤和調水補水這種“老三樣”的治理模式還不能根本消除河道污染、消除黑臭，達到功能區域水質標準要求 ]

　　當一塊塊渾身發黑的石頭從東濠涌底被挖出洗涮，再往河里注入大量的清水后，東濠涌就像是沒有受過任何的污染一樣。但這樣的時光非常短暫，偶爾一場大雨，東濠涌便又再次渾濁發臭。

　　東濠涌是廣州市區的一條河流。2008年，東濠涌因周邊居民生活污水的肆意排放而成為臭水溝，2010年廣州亞運會召開前夕，廣州引入珠江之水凈化，使它又變身為一個不錯的花園。

　　然后，這樣的好景只持續了3年。廣州市環保局6月13日首次在網上公布的數據顯示，在廣州市50條河涌中，有39條河涌水質為劣五類，其中達標的河涌僅有大沙河。

　　回溯至2009年至2010年6月底，為了整治市區河流污水，廣州市甚至不惜一天1億元的重金治水，但如今這些河涌再次回到了當初的模樣，這也是中國城市治污普遍面臨的困境。

　　在過去的一個月，《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調查了解到，在城市河流污水治理上，并非只是投入資金多寡的問題，在有足夠資金支撐的同時，治污方法同樣存在爭議。

　　華南理工大學環境與能源學院副教授潘偉斌對本報記者說，治水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廣州市市長陳建華最近則表示，廣州在未來幾年的治水中將繼續投入140億元。

　　本報記者梳理發現，廣州對城市河涌污水的治理，早在上世紀90年代便已開始，而珠江及其支流的污染，始于更早的改革開放初期—當工業以雨后春筍般出現，珠江兩岸也豎起了一根根廠房煙囪，工業廢物和生活垃圾晝夜不息地流入珠江。

　　1998年，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李長春對廣州提出“到2003年初見成效、2005年不黑不臭、2010年江水變清”三個階段性目標。

　　2003年，廣州啟動了“青山綠水，藍天碧水”工程，“努力恢復城鄉水生態，彰顯嶺南特色的水文化”。根據廣州市民的回憶，經過那幾年的治理，珠江水質確有改善。

　　而為了檢驗治理效果以及增強廣大市民的環保意識，2006年，廣州開始選擇在豐水期組織超過3500名市民橫渡珠江。據《廣州志》記載，從上世紀30年代到1976年，廣州至少組織了16次橫渡珠江活動。但1977年～1990年十余年間，廣州從未組織過全市性的暢游活動。

　　2008年11月，時任廣州市水務局副局長趙軍明公開承認，盡管廣州在水環境治理方面已經做了10年的工作，但市區河涌的水質始終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在2010年的亞運會來臨之際，廣州發起了一場空前的治水工程。2008年，廣州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是622億元，但在治水方面的投入將近500億元，時任廣州市市長的張廣寧說，廣州在治水上要“舉全市之力”。

　　這一次的治水工程包括：建成38座污水處理廠、75座污水泵站、1140公里市政污水管網，綜合整治121條河涌、總長388.52公里；完成中心城區228處“水浸街”地段的治理工作等等，所有工程共700多項。

　　廣州市環保局原副局長賴光賜曾對媒體回憶，他1977年進入環保部門工作，從最開始的“三廢辦”，到環保辦，再到環保局，污水治理一直是環保工作的重點。

　　賴光賜表示，但后來從數據中發現，工業污水所占的比例正在下降，生活污水正在上升。

　　潘偉斌則認為，面對幾十年積累的嚴重污染，在短期內實施高強度、大規模的治水工作，使得亞運治水面臨著相關科學技術與工程技術儲備不充分、工程與管理經驗不足等短板。

　　潘偉斌解釋說，華南地區水生態與廣州市水環境有自身的特點，作為一座歷史悠久的大型城市，廣州市有著復雜的水系和排水系統。

　　此外，多名受訪者對本報記者表示，城市的發展、人口的發展，以及對污水治理態度的差異，也導致了相關的排水排污管網建設無法跟上城市發展的速度。

　　廣州環境監測中心站原總工程師劉攸曾公開表示，截污處理依舊是改善珠江水質最為合適的途徑。在過去多年的治水中，廣州一直堅持截污、清淤和調水補水的方式。這是一種整治河道污染的傳統手段，其中截污是最為關鍵的措施。

　　“大部分地方也都這么做，確實起到一定的作用。” 廣東中大環保科技投資有限公司（下稱“中大環保”）董事長曾建寧對本報記者說，“但實踐證明，這樣的方式存在局限性。”

　　中大環保秘書長肖飛對本報記者說，廣州現在的方案是沿著河道做管道把污水抽走，這使得調水補水的方式備受推崇。但由于中國是資源型缺水，調水補水并不劃算。

　　廣州市振鴻科展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振鴻環保”）的技術總監、高級工程師黎賡桓對此亦有同感。

　　黎賡桓對本報記者表示，在目前的社會環境和經濟條件下，截污、清淤和調水補水這種“老三樣”的治理模式還不能根本消除河道污染、消除黑臭，達到功能區域水質標準要求。僅僅一場暴雨就能把此前的努力“一夜回到解放前”。

　　黎賡桓解釋說，當污染物的排放總量超過河涌的環境容量時，水體的溶解氧就會大幅下降，導致河涌變得又黑又臭。因為河道有機污染物長期沉積，內河涌底泥的淤積，可以達到0.5～0.8米，直接造成河道底泥污染，倒過來底泥污染也影響上覆水體水質，變成二次污染。

　　底泥影響上覆水質的一個典型例子是， 2010年，廣州曾發生過河涌清淤船倒排淤泥到珠江的重大事件，從而對珠江造成第二次污染。

　　在黎賡桓看來，在截污得到一定程度的實現，河涌外源污染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的情況下，底泥污染就成為水體污染的重要成因。

　　也是因此，黎賡桓建議：“河道治理減負修復”。

　　黎賡桓說，針對底泥富含大量的有機物和營養物質，好氧速率高，處于強還原狀態的厭氧環境，采用投放底泥凈化劑的方法，進行生物修復，以控制和消除底泥污染。

　　香港在這方面有成功的案例。香港特別行政區城門全長6公里，平均寬度200米，流經沙田鎮人口密集地區，1990年起，環保署實施截污整治，污染源大部分被截斷，但河床淤泥仍然不斷釋放污染物，水質和臭味未能明顯改善。

　　香港2001年至2006年采用微生物加增氧劑的方法，分階段進行底泥原位治理。除臭一周初見成效，90天黑臭基本消除，油類污染去除效果也好，水質明顯改善，整體環境優美，市民在河道劃艇、垂釣、休閑、觀光。

　　肖飛所在的公司使用生態修復的方式治水，但他承認，他們的方法本身也存在技術上的局限性，比如，只有在水流速度非常緩慢的時候才會起作用，此外污染源污染程度必須控制在10%左右。

　　另外，香港地區的方法還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需要長期的監測和維護。

　　即便如此，恢復生態系統仍是時下熱門的新方法，一些地方政府也試圖嘗試這種方法。振鴻環保執行董事林千富告訴本報記者，他們正在與深圳一個區的水環境生態修復中心進行合作。

　　但愿意嘗試的還是少數，林千富曾拜訪過多位地方官員，大多數都表示新方法不錯，但他們仍覺得“老三樣”更為保險。

　　東莞某鎮的一位書記對這種方法表示認同，但是當林千富提出鎮政府可以嘗試一下新方法時，這位鎮委書記的想法就出現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我們還是用傳統的方法好了。這位鎮委書記表示他不敢嘗試。

　　即便林千富等人提出，是在堅持截污、清淤、調水補水等“老三樣”的情況下，輔以微生物的新方式，但政府官員依然有疑慮。

　　行業的良莠不齊也是政府官員疑慮的原因。業內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治水方法很多運用到高科技，其中不乏一些打著科技名號的騙子公司。

　　廣州市水務局就曾在這方面遭遇了尷尬。廣州市水務局曾邀請一家美國公司通過恢復生態系統的方式來治理污水，1.5公里的河道600萬元，水務局先付了400萬元。但項目做了幾個月，效果很不明顯，廣州市水務局決定叫停這個項目，而美國公司仍然堅持要回尾款200萬元。

　　如果說治水手段和方法是治水效果不明顯的一大誘因，那么多頭管理更是造成這種效果不明顯的關鍵因素。

　　廣州2008年成立水務局專事治水工作得到了當時業界的贊揚，但這一當時被寄予厚望的體制創新至今被證明不能完全解開九龍治水的困局。

　　2008年初，廣州市水務局掛牌成立，這一舉動被認為在廣州治水機制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水務局在整合水利、供水、排水三大行業的同時，還將歸并城鄉防汛、供水、排水和污水處理、地下水管理、計劃用水和節約用水五大職能。

　　上述改革的目的也非常明確：“希望通過體制的創新破解治水難題。”自此廣州由多個部門治水，變成一個部門牽頭、多個部門配合的形式。

　　但水務局的出現似乎也并未解決實際中的難題。一位業內人士對本報記者直言，將治水職責一股腦劃給水務局的做法并不科學。他說，作為水利局的前身，水務局只懂得水利工程的思路，而更為深諳治理方法的環保局卻只能扮演警察的角色。

　　上述業內人士稱，環保官員實則很委屈，老百姓看到河流黑臭只會找他們投訴，卻不知治水主推手并非環保部門。

　　而今年年初，便有來自東莞的網民發微博稱，愿出10萬元邀請東莞市環保局局長到寒溪河游泳。廣東省環保廳副廳長陳光榮在3月的廣東“民聲熱線”節目中對此作出回應稱，網民出錢懸賞請環保局局長下水游泳，說明大家對水環境的期盼，但他強調治水光靠環保部門還遠遠不夠。

　　由江蘇省無錫市首創的“河長制”一度被認為是權責統一的最佳模式。它是在太湖藍藻暴發后，無錫市委、市政府自加壓力的舉措，針對的是無錫市水污染嚴重、河道長時間沒有清淤整治、企業違法排污、農業面源污染嚴重等現象。

　　今年5月，南京市32條城市主要河流實行“河長”責任制，由市長們親自掛帥。這些河長的奮斗目標是使河流斷面水質有明顯改善，實現“水清、流暢、岸綠、景美”。

　　隨后，廣東也明確了推行“河長制”的思路。

　　陳光榮在上述節目中表示，廣東將推進新一輪水環境綜合治理，在其中一些重污染河流實行“河長制”，并制定相應考核獎懲辦法。

　　但一些業內人士向本報記者表示，這并非長久之計。他們的理由是，“河長制”是依靠個人的權威以及在其基礎上的強有力的行政操作，可能在短期內帶來暫時的效益，但更多的是應急、應付、應景之舉。

　　上述業內人士表示，治水的根本，主要依靠法律形成一種長期的治水機制。

　　上下游也會時常“打架”。林千富就曾遭遇過這樣的事情：有一次，他與珠三角某鎮水務部門談治水事宜，而該鎮官員認為污染是上游造成的，下游沒有責任而拒絕投錢。

　　治水需要大量資金，而在目前地方政府財政普遍吃緊的大背景下，資金問題仍是另一道難關。

　　一名曾參與政府治水項目的企業人士對本報記者透露，目前治水的問題在于政府已經快沒錢投入了。

　　缺錢怎么辦？賣地依然是政府主要的辦法。比如，廣州市政府就把市區的污水處理廠搬遷，把地塊賣掉。上述企業人士認為，這種依靠政府投資的模式顯然不可持續。

　　潘偉斌對本報記者說，對擁有龐大水系的廣州來說，140億元治水，就水環境現狀和廣大市民對水環境的訴求而言，仍然明顯不足。

　　一邊是政府捉襟見肘，另一邊是蠢蠢欲動的民資。

　　日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重點要加強市政地下管網建設和改造，加強污水和生活垃圾處理及再生利用設施建設，加強地鐵、輕軌等大容量公共交通系統建設等，而其中一塊蛋糕便是“環保”。

　　但對于民營企業來說，要想從中分一塊并不容易。

　　“我們有技術，也能融到資。為什么我們不能進入這個市場？”一位水環境治理工作的民營企業家向本報記者出具了一份投資公司提供的30億元的資產證明。這家投資公司有意愿對他的環保公司進行注資，但問題是，目前市場并未真正開放。

　　上述曾參與政府治水項目的企業人士也直言，各地都在嘗試引入民資，但是中國目前的情況，肥肉都被國有企業和關系企業拿走了，剩下的都是些“硬骨頭”。

　　但隨著地方債務壓力的增大，各地確實在引入民資方面開始有所動作。

　　今年6月，廣州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進一步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加快發展的意見》，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重點投向戰略性基礎設施、主導產業和發展平臺。

　　廣州市發改委主任潘建國稱，廣州將梳理出面向民間投資開放的128個重大項目，總投資近3000億元。本報記者獨家獲悉，這128個項目幾乎涵蓋了城市基礎設施的所有領域，包括地鐵、垃圾、水等公眾關注的板塊。

　　而作為廣州治水的大頭，廣州水務投資集團在其2013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據募集說明書中透露，2012 年9 月末，該公司總資產423.33億元，負債372.12億元，負債率為87.9%，在行業內處于較高的水平。而債務高企的原因是“西江引水工程、污水治理廠及河涌整治建設對資金的需求上升”。

　　如何還債？根據最近公開的一份《關于進一步深化市水投集團投融資改革的工作方案》，2013年至2029年，廣州市財政資金將共補助水投集團384.1億元，平均每年補助22.6億元。而注入的百億國有優質資產包括水利水電資產以及酒店、體育館、國際會議中心等物業資產。

　　而更為直接的辦法是提高水價。去年5月，廣州實行階梯水價，居民生活用水基本水價每立方米上調0.66元至1.9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