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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湖水危機后，發源于無錫的“河長制”在初步顯示出它的制度優越性之后引起了全國的關注和效仿，不少地方紛紛前往無錫取經，把這一創新之舉帶到全國，有效破解了多年的治污困局。

　　太湖水危機，催生“河長制”

　?。玻埃埃纺晗奶?，一場引起全國關注的太湖水危機突然降臨，無錫成為大自然向人類發動進攻的承受者。

　　為了重現往日的“太湖美”，太湖水危機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和生活在太湖周邊的人們痛定思痛，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用實際行動做出了“科學治理、和諧發展”的理性選擇，進行了監測預警、調水引流、打撈藍藻、控源截污等多方面的努力，探索“河長制”則是其中的一項制度創新。

　　針對流域河流水質直接影響太湖的實際，無錫市確定，在全市各級黨政一把手中，全面推行水功能區達標“河長制”，全市所有黨政一把手，分別擔任了６４條河流的“河長”，“河長”主要職責是督辦河流水質的改善工作，一河一策，逐條治理。

　　無錫市委書記楊衛澤說，“河長制”分為四級：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分別擔任主要河流的一級“河長”，有關部門的主要領導分別擔任二級“河長”，相關鎮的主要領導為三級“河長”，所在行政村的村干部為四級“河長”。同時，無錫市還配套出臺了《無錫市治理太湖保護水源工作問責辦法》，對治污不力者將實行嚴厲問責。“河長”們面臨的壓力是完不成任務就要被“一票否決”。

　　位于常州武進區和無錫宜興市交界處的漕橋河，是太湖流域一條污染嚴重的河流，過去由于責任不清，雖經環保部門多次督查，但污染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無錫市委書記楊衛澤親自擔任“河長”，挑起了這副最重的擔子。記者在這里看到，一些人在河邊悠閑地釣魚，這條昔日的劣五類水質的河流在實行“河長制”后達到了四類水質。

　　目前，無錫市的大小幾千條河流都有自己的“河長”，河流所過的區域有“片長”，每段河流還有“段長”，河流被嚴格地“看管”起來，全市一條條河流變清了，環境變美了。

　　全國學無錫　推廣“河長制”

　?。玻埃埃改辏K省決定在太湖流域借鑒和推廣無錫首創的“河長制”，全?。保禇l主要入湖河流全面實行“雙河長制”。每條河由省、市兩級領導共同擔任“河長”，“雙河長”分工合作，協調解決太湖和河道治理的重任，一些地方還設立了市、縣、鎮、村的四級“河長”管理體系，這些自上而下的“河長”實現了對區域內河流的“無縫覆蓋”，建立了一級督辦一級的工作機制。

　　“河長制”的成效使淮河流域、滇池流域的一些省市也紛紛效仿。這些地方的各級黨政主要負責人分別承擔一條河，擔任“河長”，負責督辦截污治污。地處淮河下游的淮安市實行“河長制”后，轄區內水質趨于好轉，出現了“尾水歸槽走，清水普地流”的景象。

　　淮安市環保局局長張汝華說，今年年初，淮安市在全市范圍內實施“河長制”，以強化全市河道綜合整治和長效管理。同時，還推出了“河長制”管理考評獎懲辦法，實施“河長制”管理保證金制度，對因發生嚴重水污染，事發地縣、鄉實行“黨政班子遞交書面檢討書”和“黨政主要領導人遞交個人辭職書”的責任追究制度。

　　云南省在滇池治污中，把流入滇池的８２條河道支流，一一掛在每個“河長”的名下，希望通過他們的嚴格督察，實現所有工業廢水、生活污水不直接排入河道。

　　如今，放眼全國，從流域來看，松花江流域黑龍江、吉林、內蒙古三省區，淮河流域山東、河南、安徽、江蘇四省，遼河、滇池、巢湖流域，都以“河長制”為藍本，建立了相應的水污染防治責任制。

　　“河長制”有效破解治污困局

　　實踐表明，在很多地方，責任不明是制約河湖污染治理的一個重要因素。而由黨政主要領導擔當“河長”的河流治理責任制，在無錫實施以來已初見成效，不僅河流斷面水質明顯改善，更重要的是水污染治理的責任意識日漸提升。

　　梁溪河“河長”、無錫市市長毛小平認為，“河長制”是從河流水質改善領導督辦制、環保問責制所衍生出來的水污染治理制度。它有效地落實了地方政府對環境質量負責這一基本制度，為區域和流域水環境治理開辟了一條新路。

　　江陰市所有黨政一把手分別擔當３０條河流的“河長”。６５個國、省、市控斷面也由各鎮黨政一把手擔當責任人，在全市所有河流、水質斷面中實現了“全覆蓋”。新橋鎮長約１６公里的蔡港河因水質黑臭，過去被人們稱為“黑龍江”，經過治理，如今，已達到了三類水質。一條條昔日的臭水河如今重現“水鳥戲游魚”的景象。

　　長期以來，對環境質量的指責或肯定很大程度上是針對環保部門的。無錫市環保局局長劉亞民認為，事實上，環保部門由于行政權限、技術手段、人員配備等限制，對于涉及環境的各方面掌控、調度往往力不從心。“河長制”把地方黨政領導推到了第一責任人的位置，最大限度整合了各級黨委政府的執行力，消除了早先“多頭治水”的弊端，真正形成全社會治水的良好氛圍，使治水網絡密而不漏，任何一個環節上都有部門、有專人負責，提高了水環境治理的行政效能，標本兼治成為各地干部的自覺意識。

　　隨著“河長制”的層層推進，社會力量也被帶動起來。沿河、沿湖的企業不得不放棄傳統落后的生產方式，力求通過清潔生產、循環經濟來幫助企業生存和發展。實踐表明，“河長制”通過深化治理機制的改革創新，提升和強化了法律法規和各項規章制度的執行力，加快了重點流域環境質量的改善，有效破解了河流治污的困局。（孫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