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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缺水，北方尤為缺水，已成為人們的共識。

　　北方缺水并非自今日始，華北水資源匱乏局面至元代之后愈加明顯。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海河流域人口增加，糧食供應壓力加大，為了緩解北方糧食供給的困難，不斷有人提議在海河流域興修水利，將一些低洼荒地改造成為水稻田，就近解決困難。其中規(guī)模較大者有明天啟二年(1622年)董應舉在天津至山海關一帶屯田，開田18萬畝，一度“積谷無算”。清代雍正初年又大規(guī)模實行，從雍正三年到五年(1727年—1729年)開發(fā)出60多萬畝水田，“每畝可收谷五、六、七石不等”，每年可得稻米30多萬石(一石約為60公斤)。但是好景不長，由于海河流域水資源本來就短缺，加之降水年際和年內分布變化都很大，如若雨水較豐沛和適時，原本低洼易澇地區(qū)水稻田可獲豐收，否則只好望天興嘆。于是乾隆皇帝總結道：“從前近京議修水利營田，未嘗不再三經(jīng)畫，始終未收實濟，可見地利不能強同。”大范圍開發(fā)水田，顯然不適合本流域氣候、地理條件，超出了本區(qū)水資源承載能力。

　　本地物產滿足不了京師的糧食和物資供應，只好另尋其他出路，由南方調運是簡便的途徑，對于大噸位的糧食，自然又以水運最為節(jié)省。所以，當元朝剛剛定都北京，在尚未結束與南宋戰(zhàn)事的時候就開始謀劃開通京杭大運河。首先由郭守敬實測黃河、淮河和海河下游地形相對高程，“乃得濟州(今山東濟寧)、大名、東平、汶、泗與御河相通形勢，為圖奏之”，得到京杭運河有條件貫通南北的結論。運河貫通后，由于水源困難，元代每年由運河運糧北上只有幾十萬石，其余部分由海運補足。明代永樂年間改道大汶河向南，由南旺接濟運河，明清之際，每年由江南漕運北京的糧食(以稻米為主)每年都在400萬石上下，解除了北方缺糧的困境。不過糧食是靠水種出來的，北方缺水、缺糧，只好從南方調糧。按當前灌溉用水平均水平，每生產1噸稻米需水2700立方米，明清時期每年400萬石稻米，大約需水8.1億立方米至9.72億立方米。按1956年—1998年海河水文系列計算，元明清時期每年生產漕糧需水相當海河流域多年平均流量的3.7%至4.4%，按照目前國際通行標準，已占到海河水資源適宜開發(fā)利用量的10%以上。可見調糧即調水，物流乃水流，南糧北運的實質仍然是南水北調，表面沒調水，卻暗含著虛擬水的實際。此外，南水北調工程本身也是對歷史的繼承。東線工程輸水干線有90%的河道和水庫利用了當年京杭運河的河道和湖泊。

　　近幾十年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人口和用水量均逐級遞增。南水北調受水的華北地區(qū)，人口密集，耕地面積、糧食產量、人口和國內生產總值均約占全國的三分之一，而這個地區(qū)水資源總量僅占全國的7.2%，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全國的五分之一，是我國水資源承載力與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最不相稱的地區(qū)。由于缺水，黃淮海地區(qū)每年經(jīng)濟損失高達4700多億元。而首都北京的人均水資源占有量更只相當全國人均的八分之一，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三十分之一。地表水不足，只好加大地下水開采。二三十年前京郊農民打井，5—10米就見水，如今打100米、200米都未見得有水。公主墳一帶井深至基巖也見不到水。和北京、天津一樣，干渴的河北大地已開通90多萬眼機井，1984年以來每年超采地下水50億立方米，至今累計已超采1000多億立方米，淺層地下水枯竭，只好開采難以回補的深層水，邯鄲、滄州一帶機井井深常在500—600米，由此造成地面沉降，海水入侵，居民健康受到損害。無休止地汲取地下水，無異于“飲鴆止渴”。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古人的警語極言戰(zhàn)略部署的重要。鑒于我國資源蘊藏與經(jīng)濟發(fā)達區(qū)分布的不協(xié)調，近年來政府先后規(guī)劃了“西電東送”、“西氣東輸”、“北煤南運”、“南水北調”的大手筆。與能源的全國范圍調劑相比，水資源調劑更加重要得多。因為“水是生命之源、生產之要、生態(tài)之基，”南水北調工程更成為國家戰(zhàn)略性基礎設施，是事關全局和保障民生的重大戰(zhàn)略舉措。

　　南水北調將成為華北經(jīng)濟發(fā)展的生命線，但是今后本地區(qū)城市化進程還要加快，人口隨之增加，單靠外流域調水尚不能根本解決華北地區(qū)水危機。因此，在興建調水工程，調劑水資源自然分布的基礎上，還一定要全面推進社會合理利用水資源，調整經(jīng)濟結構，注重節(jié)約用水，以適應水資源短缺的實際。對千里迢迢調來華北大地的長江水資源，尤其要落實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嚴格執(zhí)行中央和國務院水資源管理的精神，像對待國家糧食安全一樣嚴格水資源管理，像抓好節(jié)能減排一樣抓好節(jié)水工作。要統(tǒng)籌生活、生產、生態(tài)用水，建立健全水資源管理責任和考核制度，這是事關中華民族長遠發(fā)展，事關子孫后代福祉的歷史任務。

　　南水北調工程最終將通過東線、中線、西線三條線路，分別從長江下游、中游和上游調水北送，東、中線一期工程建成后多年平均調水達170億立方米，與長江、淮河、黃河、海河流域共同構建我國“四橫三縱、南北調配、東西互濟”的水資源的總體格局。最終東、中、西三線調水規(guī)模近450億立方米，相當黃河的多年平均水量。這是全國范圍水資源布局的調配和創(chuàng)新。《易經(jīng)》指出：“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窮是發(fā)展到極端，窮極則思變，變通了，于是可以久長。怎么變通呢？“變通者，趣時者也”，趣時即趨時，也就是現(xiàn)在通行的說法“與時俱進”。此后，以都江堰、鄭國渠、靈渠為代表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是與時俱進的產物。為了緩解華北干旱缺水的困窘，近700年來也曾先后多次實行的大規(guī)模改良努力，在海河流域興建農田水利工程；興建聯(lián)系南方的經(jīng)濟中心和北方政治中心的京杭運河，通過大規(guī)模調運南方的糧食，緩解北方緊迫的水資源供需矛盾，但都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而最終失敗。如今，我們實現(xiàn)了在全國范圍統(tǒng)籌南北東西跨流域調配水資源的宏大計劃，不啻是亙古未有之豐功偉業(yè)。

　　(作者周魁一為中國水利史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