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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廈門、寧波等地抗議PX等重化工項目的事件越來越多，中國不僅進入了環境危機的多發期，也進入了人們生存代價急劇提升的時期，任何一個小危機都可能演變為大事件。

　　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實際上是在消耗大量環境成本的基礎上換來的，各地抗議事件的不斷，實際上反映出這種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中國仍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之中，環境危機還將持續，尤其是隨著城鎮人口的聚集、工業的擴張，供水與水處理壓力將越來越大，水污染以及城鎮缺水問題，已經成為未來中國發展的一個瓶頸。

　　由缺水帶來的將是更多的蓄水、調水工程，但是這樣耗費大量成本所做的只是缺水問題的轉嫁，而非有效治理，再說其引發的生態影響到底多大還存在爭議。缺水引發大規模地下水超采，這又導致地下形成漏斗區，也是近年來地質沉降事故頻現的重要原因之一。

　　水污染造成的后果同樣惡劣，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越發嚴重，而水污染造成另一個后果就是可用水的減少，這在南方等水資源豐富的地區也引發了相對的缺水問題。而極端天氣的出現，也使得南方水資源豐富地區也不得不面對干旱缺水的危機。

　　可以說，“有水皆干，有河皆污”已經成為全國的普遍寫照，作為“生命之源、生產之要、生態之基”，水問題不僅關系到社會發展，還關系到整個生存環境、生態系統，水危機將引發更多的生態危機。

　　在城鎮、工業擴張帶來的供水需求增加和污水排放量加大的背景下，隨著這些水問題的加劇，如果不做出應對，我們將進入水危機多發期。這對政治和社會環境帶來的是沖擊性的影響，因為這意味著政府治理的失效與失控。而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寫入黨章，這也意味著在今后十年的發展中，解決發展與水問題的矛盾是一個重要方向。

　　城鎮化無法繞過缺水的坎

　　十八大后，中央高層提出的城鎮化問題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城鎮化被視為拉動內需乃至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

　　各地政府已經將推進城鎮化作為未來工作的重點，在西部省份甘肅，剛結束的全省經濟工作會上提出明年城鎮化率提高2%的目標要求。因為根據測算，每增加1個城鎮人口，至少可以帶動10萬元的建設投資和1萬元的消費需求。

　　然而，在城鎮化過程中，水資源承載力則成為一個無法繞過的坎，甚至會成為限制城鎮化發展的阻力。作為環境承載力的一個要素，水資源承載力決定了一個地區所能承受的人口、工業規模上限。一旦超出承載力范圍，缺水、水污染以及由此引發的地下水超采、地質沉降、飲水安全等問題將逐一爆發。

　　在北方，城市缺水成為普遍的嚴重問題，尤其是北京、天津這樣特大城市。原水利部水文司副司長、北京師范大學水科學研究院院長許新宜認為，北京的水資源承載能力是1200萬人口，而北京市人口早就超出了2000萬人，這比規劃的2020年人口達到2000萬人提前了10年。

　　人口增加了，用水的剛性需求增加，但水資源不可能隨之增加，相反北京的水資源是不斷減少的，就連北京的母親河永定河都已經干涸斷流，由此不可避免地引發城市缺水危機。

　　永定河的斷流以及北京周邊眾多河流、湖泊的消失，其原因也可以追溯到周邊城市及城鎮的人口增加、工業擴張。曾經調查走訪過永定河上游桑干河的北京水問題專家王建說，山西朔州的神頭電廠僅一天的耗水量就是5萬方，山西、河北、北京上下游各地都在搶奪水資源。

　　可以預見，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城鎮供水壓力加大，各個流域內上中下游對水資源的爭奪將更加激烈。現在放眼任何一條稍大一點的河流，從上到下無不布滿各種水利工程，而各個地方為了爭奪水資源，紛紛興修水庫截斷河流，造成很多河流喪失生態功能，甚至擾亂了整個生態系統。而調水工程也僅僅是將本地區的缺水問題轉嫁出去，無法從源頭上解決這一問題。

　　不過，在新一輪城鎮化中還有一個機遇，即建設節水型城鎮。雖然節水概念已經提出幾十年，但是依然沒有見到大的成效，這在于以往提倡的主要是生活節水，而這恰恰是水資源需求中最具剛性的需求。而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可以在供水管網、供水設施的建設中融入節水概念，這比已有城市的節水改造成本要小得多，再加上工農業節水，從而可以實現十八大報告所提出的資源節約理念，大幅降低水的消耗強度，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要實現這些目標，難度、成本都很大，需要更多的國家投入，這也是過去經濟高速發

　　展所欠下的賬，如果舊賬不補新賬不還，新型城鎮化仍舊是走老路，而當前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未來還將在新的城鎮化過程中再次爆發。

　　水污染治理需要協調各方利益

　　這幾年，人們關注PM2.5問題，因為生活在城市的人們抬頭就能看到城市空氣污染的狀況，每天都要呼吸著這樣的空氣生活，而水污染則顯得有些遙遠。

　　但是，一旦水污染事件爆發足以引起大范圍的恐慌，七年前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導致哈爾濱市切斷從松花江供水，全市搶購飲用水，而今年又發生廣西龍江鎘污染、江蘇鎮江水污染等事件，無一例外都引起了飲水恐慌。

　　在這個“有水皆污”的時代，流域治理紛紛被提上日程。在水問題上，中國還是走上了“先污染再治理”的路子。

　　與三十多年前不同的是，現在人們的環境意識已經覺醒，對環境污染的承受能力下降或者說對生存環境要求更高，在移動互聯時代，一處小小的水污染事件可以迅速傳遍全國，引發強大的輿論壓力。這使得水污染防治不得不加快步伐，而且各個地方也需要探索新的工業發展道路。

　　人們對水污染的容忍度降低，也提醒政府轉變發展的思路，以往靠重化工大項目刺激帶動地方經濟增長的模式阻力越來越大，十八大報告也明確提出要加大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以解決損害群眾健康突出環境問題為重點，強化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這意味著必須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大科技創新所創造的價值，而非靠犧牲環境成本來掠奪價值。

　　此外，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隨著人口、產業的集中，污水的排放也將加大。這一方面使得污水處理得以集中起來，節約投入成本；另一方面，集中排放處理要求也更高，地方政府需要改變以往治理鄉村的思路，增加對污水處理的投入。

　　目前，很多流域水污染治理一個最大的難題正在于地方政府，雖然很多地方縣城和大的鄉鎮都建有污水處理廠，但真正運轉的并不多。而關停高污染的小企業有時候也不符合地方利益。陜西決策咨詢委員會咨詢委員、西安理工大學黨委書記周孝德曾告訴記者，一個鄉鎮甚至一個縣如果有幾家造紙廠，就能帶來很大的經濟效益，對于污染問題，地方政府大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反正污水都排到下游去了。

　　這其實也反映了流域治理中的另一個問題，即上下游不同行政區劃的地方利益博弈問題。中科院院士、中科院蘭州分院原院長程國棟認為，流域的治理需要統一規劃、統一管理。雖然在全國七大流域都設立了流域管理委員會，但是在流域治理上仍是各個地方各自為戰，流域管理委員會屬于水利系統，無法協調統一各個地方的利益，因為要涉及到地方政府，而不僅僅是地方水務、水利部門。

　　要破解這些問題，其實更多地需要制度上的變革，在供水、排水、水污染治理等方面引入市場的力量，目前這方面也有所推進，但其中最關鍵的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即水權問題。雖然中國目前已經有許多水權交易的案例，但水權仍屬于國家，因此有專家認為上下游、左右岸要進行水權交易從理論上是不可能的，除非國家授權或將水權下放。

　　雖然這些問題如何解決都還存在爭議或者尚無答案，但下一個十年，隨著水問題的加劇，爭議之外需要探索，尋找水問題的中國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