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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的“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在引發社會熱議的同時，也引起了環保部官員的高度關注。

　　環保部法規司副司長別濤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這起案件有諸多可借鑒之處，作為公權力部門，人民法院的環保理念和創新精神、人民檢察院支持訴訟以及環保行政部門的積極配合等都值得肯定與借鑒。

　　高院院長主審展示環保理念

　　2014年12月29日，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被告常隆農化等6家企業因違法處置廢酸污染水體，應當賠償環境修復費用1.6億余元。這起案件也因此被稱為“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

　　“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備受關注首先是因為法院確認的污染損害賠償數額巨大，達1.6億余元。如此高額的污染損害賠償在我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對于污染企業來說，確實會覺得“痛”。因此，6家污染企業第一時間選擇上訴。二審法院會是什么態度？泰州市環保聯合會作為這起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的原告，肯定也會有些擔心。

　　2014年12月4日，泰州“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在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開審。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許前飛以二審審判長的身份直接審理這起案件。省高級法院一把院長親自審理環境公益訴訟案件這在我國歷史上也是首次。除了天價賠償外，“高規格”審判無疑也是這起案件被關注的一個重要原因。

　　“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的領導和法官不僅展示了法官對法律的嚴謹，而且表現出很高的環保理念、生態覺悟和社會責任。”別濤說，江蘇兩級法院判決不僅支持了環保組織，同時也教育和增進了企業的環境守法意識。

　　“特別是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許前飛親任審判長主審這起環境公益案件。”別濤說，他相信，許前飛院長的做法必將會對其他地方產生積極影響和示范效應。

　　“泰州市和江蘇省兩級檢察院，作為支持起訴人，分別在一審、二審出庭，旗幟鮮明地發表意見，明確支持環保組織維護環境公益。”別濤說，這不僅是對環保組織的有力支援，也是對違法企業的特殊震懾，傳達了非常積極的環保正能量。

　　環保組織勝訴助推公益訴訟

　　泰州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的原告泰州市環保聯合會并非多有影響，在全國范圍而言，甚至不被太多人熟知。

　　在這起案件的審理過程中，6家污染企業作為該起案件的被告，對泰州環保聯合會的主體資格也曾提出質疑。6家污染企業稱，新修訂的環保法規定，環保公益社會組織登記連續5年以上才可向法院提起訴訟。泰州市環保聯合會2014年2月25日經泰州市民政局批準設立，至起訴時止未滿5年，因此，6家污染企業認為，泰州市環保聯合會不具備起訴資格。

　　但是，6家污染企業忽視了一個關鍵點，那就是這起案件審理時，新環保法并未生效。

　　“作為一起具有影響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本案最大亮點無疑在于原告身份的特殊性。”別濤所說的特殊性，指的就是原告的環保組織身份。他認為，環保組織——泰州環保聯合會的勝訴勢必會對其他環保組織帶來信心。

　　今年實施的新環保法第58條對可以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做出明確規定，即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政府民政部門登記；專門從事環保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這樣的社會組織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新環保法的這一規定有效充實了2013年1月1日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55條規定的不足。據民政部國家民間組織管理局副局長廖鴻透露，我國符合環保法及其解釋的700余家社會組織都可提起環境公益訴訟。

　　從今年1月1日起，環保組織中華環保聯合會以及自然之友紛紛向人民法院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到目前為止，已有3起公益訴訟被福建和山東省的人民法案受理。

　　有專家預測，環境公益訴訟會大幅增長。

　　公益訴訟需要環保部門配合

　　泰州環保聯合會之所以能贏得這起訴訟，與多個公權力部門的積極配合密切相關，其中包括環保行政部門的積極配合。

　　在泰州“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的審理過程中，泰興市、泰州市以及江蘇省幾級環保部門及其所屬監測機構，都對這起案件給予了有力支持。特別是在水質監測和基數認定方面，環保行政部門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此，別濤認為，環保行政部門的大力協助也是這起案件能夠勝訴諸多原因中的一個。他表示，環保行政部門在這起案件中所起的作用對其他地方環保行政部門“提供了有益的先例。”別濤說，其他地方環保行政部門在類似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中，在配合司法機構審理過程中可積極借鑒江蘇省幾級環保部門的做法。

　　正如別濤所說，環保行政部門在公益訴訟案件的審理過程確實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今年1月13日，山東省東營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了兩起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在這兩起案件中，東營市環保局作為行政機關被允許支持環保組織起訴。

　　別濤認為，泰州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也離不開專業機構的有效參與。“本案中不僅環境監測站提供了樣本數據，委托環科學會提供了評估鑒定性質的技術報告，并特聘大學環境教授作為專家輔助人提供技術輔助、出庭就環境生態專業方面的技術性問題進行說明和解釋。”別濤說，這些做法完全符合環境案件的技術性特點，也體現出環境司法的專業性特征，因而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還有環境污染損害評估的規范化。

　　別濤表示，污染物質進入環境介質后，會發生化學、生物等反應和變化，水、氣既有區域性，也有流動性。“環境遭受污染破壞之后，損害評估和修復費用的分析，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和不確定性。這就要求環境損害評估必須遵循一定的規范。”據別濤介紹，近年來，環保部一直在組織研究，并在借鑒國外經驗基礎上提出了相關規范和方法。

　　他認為，泰州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得以順利審結，相當程度上得益于相關的環境損害評估規范。

　　1.6億環境修復費極具威懾性

　　環境公益訴訟在我國開展已有幾年時間，包括環保組織、人民檢察院等在內也都進行過積極的嘗試，其中不乏勝訴案例。但是，也有環境法學家認為，目前，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可以作為標本的案件并不多。

　　而泰州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讓人們看到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例。1.6億元的污染損害賠償不僅讓人們眼前一亮，而且它的意義更在于它讓社會看到了“環境違法的代價必須具有威懾性。”別濤說，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要“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強化生產者環境保護的法律責任，大幅度提高違法成本。”李克強總理要求：“對食品、環境、安全生產等領域群眾高度關注、反映強烈的問題，要重拳打擊違法違規行為，讓不法分子付出付不起的代價。”

　　別濤表示，“損害者擔責”是新修訂的環保法新確立的基本原則。按照新法規定，污染環境、破壞生態，都必須承擔責任。他認為，在泰州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中，法院判令污染環境的責任企業必須賠付1.6億元的環境修復費用，必將對其他企業形成很強的威懾性。

　　就1.6億元環境修復費用的履行，江蘇省高級法院也進行了大膽創新。據別濤介紹，江蘇省高院不僅確認污染企業應當賠付高額環境修復資金，而且就其具體履行方式做了精心設計。江蘇省高院一方面允許企業申請延期一年繳付40%的賠付資金；另一方面在實地踏勘和可行論證的基礎上，引導企業通過自行實施技術改造，對產生的副產品和廢物循環利用，降低環境風險。他說，判決書同時規定，如果技術改造產生實際效果，可以憑環保部門的守法證明、技改驗收意見、技改投入財務審計報告，在40%額度內抵扣賠付金額。

　　別濤認為，這樣必將引導和鼓勵企業主動實施環保技術改造，從而有效降低環境風險。在賠付責任履行方式上，這樣的設計堪稱神來之筆，其司法效果、社會效果和環境效果令人贊賞。

　　建議完善賠付資金管理方式

　　新修訂的環保法第58條明確規定，環保組織不得通過公益訴訟牟取利益。“但環境公益訴訟特別是民事訴訟勢必產生賠付資金，而資金管理制度尚未到位。”別濤建議，應盡快完善環境公益訴訟賠付資金管理機制。

　　泰州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終審判決規定，1.6億元環境修復費用主要用于直接受到污染水體的修復，其余部分納入法院指定的地方相關環保專項資金，用于區域性環境治理。那么這筆錢怎么用？別濤認為，不僅是這起案件要解決這個問題，隨著公益訴訟的全面開展，這個問題會變得更加突出。因此，他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應當盡快研究建立環境公益訴訟產生的賠付資金的管理制度。

　　此外，別濤還建議，法律責任形式應當盡量綜合運用。

　　別濤認為，環境違法會觸犯若干法條，可能產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包括一般行政處罰、治安處罰、民事賠償、刑事責任。“只有綜合運用法律制裁，才能形成應有的制裁和遏制效果。”別濤說，泰州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中，公眾舉報和媒體報道后，環保部門及時調查；泰興市人民法院對14名企業責任人處以徒刑，并處罰金；環保組織起訴后，又判令賠付1.6億元環境修復資金。這樣不僅嚴懲了違法企業，相信對其他企業也是嚴厲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