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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生命之源。安全的飲用水更是人類健康的保障。今天我們理解這句話，可能跟理解“1+1=2”一樣容易，但當年發現并證明這個道理，過程并不簡單。人類，更準確地說是19世紀的英國人，在這個過程中，伴隨著與霍亂的艱辛斗爭。

　　與以往從社會學、醫學史視角來研究英國霍亂不同，2018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從隔離病人到環境治理——19世紀英國霍亂防治研究》一書中，作者毛利霞將英國霍亂放在環境史的領域來研究，霍亂防治成為人與自然關系的縮影。19世紀末，當其他國家仍不時遭受霍亂侵擾時，英國得以幸免，這其中隱藏著什么奧秘?在毛利霞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答案。

　　擾亂生活的“不速之客”

　　1816年，恒河流域暴發了全球第一次霍亂疫情，作為19世紀的“世紀病”和“世界病”，霍亂在19世紀的歷史舞臺上上演了扣人心弦的劇情。

　　霍亂是由霍亂弧菌引起的烈性腸道傳染病，突發性強、死亡率高，這種令人聞風喪膽的傳染病，本是印度恒河三角洲地區的地方病。印度歷史上，一直有水葬的習俗，人死后尸體在恒河順流而下。1817年恒河洪水泛濫，尸體攜帶的霍亂在恒河下游地區迅速流行開來，后來波及整個印度大陸，又傳播到曼谷、泰國和菲律賓等地，1821年傳入我國東南沿海，造成霍亂在亞洲地區的大流行。第一次霍亂大流行于1824年基本結束。

　　隨著印度大門打開，被稱為“騎著駱駝旅行”的霍亂也被匯入世界市場的洪流。過去200年來，世界范圍內共發生了7次全球性霍亂疫情。其中，霍亂在英國的4次露面讓英國人歷久難忘。它猶如一個闖入英國的“不速之客”，不但打亂了英國人固有的生活步調，還將英國社會與環境中不為人所關注的一面呈現在人們面前，成為推動英國進行社會改革和環境污染治理的“催化劑”。

　　在毛利霞的書中介紹，與其他大多數國家一樣，英國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飽受霍亂之苦，對如何預防霍亂、如何治療霍亂也經歷了一個從驚慌失措到逐漸摸索的過程。然而，不同的是，英國人最早發現霍亂通過飲用水傳播，找到了預防霍亂傳播的關鍵，進而通過治理河流污染、改善供水，較早地擺脫了霍亂之苦。

　　在研究過程中，霍亂傳播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抽絲剝繭般地展現在人們面前。毛利霞認為，探究19世紀英國的霍亂防治歷程，有助于加深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與理解，又可以作為應對環境問題、提升環境意識的一個渠道，為我國正確認識和處理工業化過程中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和諧共處提供參考。

　　霍亂時期的理性思考

　　在沒有認識到霍亂會污染水源并通過污水傳播之前，英國人在傳染病防治上走了不少彎路。

　　1832年的霍亂使倫敦陷入社會恐慌，埃德溫·查德威克等衛生派認為霍亂是由瘴氣傳播的，而城市骯臟是傳播瘴氣的重要途徑，他們主張改善城市衛生。衛生派把倫敦大大小小的化糞池和液體垃圾沖入下水道，最終流入泰晤士河，以減少瘴氣的滋生，這種做法在今天看來無異于飲鴆止渴，泰晤士河的污染更嚴重了。倫敦依舊籠罩在霍亂的陰霾之下。

　　1845年8月，倫敦出現小范圍的霍亂疫情后，埃德加·斯諾醫生加入霍亂研究的隊伍之中，他通過著名的“布羅德街實驗”揭示出了飲用水與霍亂存在聯系。

　　然而直到1849年8月底，斯諾的結論才以《論霍亂的傳播方式》這一研究成果問世。可是，由于他的證據都來源于實例，缺乏系統的理論根基，結果幾乎沒有人真正相信他的理論。直到1865年，霍亂從埃及傳入英國，倫敦東區受害最深，通過對死亡數據的分析，統計總署的威廉·法爾將目光聚集在東倫敦供水公司的客戶身上，更多的人才開始接受斯諾的霍亂傳染理論。

　　斯諾的理論引出一系列問題，含有霍亂病菌的排泄物為何能污染飲用水?人們為何一直在飲用被污染了的水?

　　19世紀，大部分英國人的日常用水還來自井水、河水等免費水。從經濟承受能力來說，能買得起供水公司水的只有社會中上層，而貧窮階層只能使用免費的水，這些水主要來自公共蓄水池、私人和公共的水井、池塘、雨水等。

　　事實上，無論是窮人使用的井水和河水，還是富人使用的供水公司供水，其水源都來自附近的河流。從中世紀時代開始，英國的某些河流已經成為天然的下水道和排水溝，人們習慣把垃圾和污水排入河流。工業革命后，尤其是利用水力作為動力的制造業興起后，英國人口和工業日漸集中在河流兩岸，增加了河水的利用和河岸的垃圾。日積月累之下，河流污染的狀況觸目驚心，成為霍亂傳播的最佳場所。無論窮人還是富人，均未能逃過被污染的水源。

　　找到這個癥結后，英國開始通過治理水污染來助力霍亂防治。至此，英國的霍亂防治之路走過了隔離病人的“迷霧”階段，環境治理也進入到公眾視野中。

　　推動河流污染治理走向科學化

　　19世紀的英國人從霍亂防治經歷中明白了水源污染的致命傷害。

　　從斯諾的霍亂傳播理論可知，治理水污染是防治傳染病的關鍵一環，包括使污染的河水成為無害的、可飲用的水源以及改善供水公司的水質等措施。為此，英國議會出臺相關立法治理河流污染，各地也進行供水改革。

　　然而，就泰晤士河污染治理與花費問題，各地與倫敦、城市與農村展開了激烈的權責之爭。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泰晤士河倫敦段的污染治理，沒有從根本上改善泰晤士河的整體狀況，反而有可能助長其他河段的污染程度。

　　就在人們扯皮推諉時，河流并未停止污染惡化的腳步，此時政府無法袖手旁觀。1876年英國《河流污染防治法》問世，這成為英國歷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國家立法，也是世界史上第一部水環境保護法規。雖然匆匆通過的這部法規在各項條款上存在很大的漏洞和彈性空間，但是至少，很多問題在法律層面得到討論，河流治理也在一步步地走向科學化。

　　1892年，當漢堡地區霍亂流行時，英國窮人依然飲用附近的河水，但沒有感染霍亂，這也有力地證明了河流污染治理在防治霍亂傳播方面的良好效果。

　　毛利霞認為，探索19世紀英國的霍亂防治，對于我們更好地處理環境保護與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仍具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