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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武漢，長江漢口站水位回落到27.99米，比7月7日8時的28.36米回落了0.37米。不少市民來到武昌黃花磯觀察水位。黃花磯涼亭亭頂像是一只金色的六角大海星。

　　魚群在繁華街道上流竄，城市里看海的標簽又成了社交網站的熱門。

　　流成“海”的特大暴雨“百年一遇”，我國的城市內澇卻并不罕見。住建部的資料顯示，2007年至2015年，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的超過360個城市遭遇內澇，其中六分之一單次水淹超過12小時，深度超過半米。

　　因此，北京看海，武漢看海，貴陽也能看海。

　　內澇反映出城市與水的緊張關系。城市在擴張，水泥堅固的表面也是不滲水的硬殼。以我國北方為例，自然地貌條件下，七到八成的降雨滲入地下；而城市開發后，下滲的比例急降到三成，更多的雨水成為徑流，在街道上流淌。

　　更糟糕的是，大雨停歇，“海”潮退去，城市的硬殼之下埋藏著巨大的地下水漏斗，水資源告急。

　　城市與水如何和平相處？科學家們說：別著急，可以造一座海綿城市。

　　景觀工程未必等于海綿

　　德國慕尼黑開發區這座看似尋常的購物中心里遍布機關。綠色的屋頂植物茂盛，白色的管道穿過建筑，爬下溝渠，扎進一個不足1米深的蓄水池。草叢里暗藏著蜂窩狀的格子，通向更深的豎井。

　　這里原有的排水系統無法全部處理城市開發后的地面徑流。經過一番改造，新的方式是，雨水將被茂盛的屋頂植被收集，用于廁所沖水；或是經由道路和停車場流向草地，下滲，流入蓄水池。設計者預計，只有在20年一遇的暴雨到來時，這里才會出現洪澇問題。

　　在設計者沃夫岡·F·蓋格看來，雨水不是只會造成麻煩的“廢物”，而是“資源”。這也是低影響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的核心思想。這位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城市水研究所的教授曾參與設計了多個城市水管理項目。

　　他和伙伴并不著急讓城市通過大型集中的工程管道趕緊擺脫這些雨水。他們想要打造一個海綿一樣的城市，布滿孔洞的表面上，雨水不會肆意橫流，而是被飽滿吸收，濾去污物，得到利用，或是排入更大的自然循環之中。

　　這個概念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的美國馬里蘭州喬治王子縣。一隊科學家來到這座吹拂著大西洋海風的小城。他們制定了一本手冊，試圖使城市開發后排出的水量與開發前相同。

　　在傳統的“快排”模式下，雨水落下，下滲土壤，蒸發為云，超過八成通過大型工程設施排放。而在海綿城市里，雨水一部分下滲到了綠地里，一部分被蓄水池和濕地儲存起來，被直接排放的不到四成。

　　一個更微觀的尺度被采納進來。屋頂綠地、透水路面、下凹式綠地等散布，特點是小、環保、成本低。

　　在這樣的尺度下，無論是起高樓還是開大路，城市建設對水文生態的影響被降到最小，也不必另外大興土木營造排水設施。

　　在蓋格教授看來，低影響開發技術是一大盒拼圖。它并不特指某一種技術，而包括許多學科的巧思。面對任何“形狀”的問題，都可以拿出適合的幾片拼圖拼成一體，不大不小滿足需求。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前副總工程師、《水利學報》主編程曉陶提醒說，并非所有美化城市的景觀工程都能夠增強海綿功能。

　　程曉陶考察過不少城市。哈爾濱市的主要內河之一，馬家溝的清水景觀工程是成功的。這條由南至北穿過城市的河兩岸居民密集，曾一度為垃圾污染所累，非降雨期近乎干涸；如今則垂柳依依，水清如鏡。

　　程曉陶卻仍會擔心。為了形成蜿蜒的景觀，馬家溝河的寬度由原來的20米縮窄到了10米，這并不利于雨季的行洪排澇。2015年夏天，哈爾濱下了一場急雨，雖然級別還沒到暴雨，城市仍遭遇了內澇。

　　東京的地下分洪工程猶如神殿

　　美國探險攝影師史蒂夫·鄧肯曾在紐約下水道中行走，手電筒照亮之處寬敞幽深，讓人毫不懷疑漫畫里的超級英雄忍者神龜確實可以在此撒歡兒。

　　這個興建于1849年的排水系統不斷完善，到如今總長10600公里，相當于從浙江臺州到西藏拉薩的距離。

　　海綿城市的低影響開發“以不增加末端的城市基礎設施的負擔為原則”，但這并不表示基礎設施不重要。

　　1987年，美國《聯邦清潔水法案》修正案出臺，雨水徑流污染的控制要求被納入國家污染排放許可制度。美國對雨水的管理，逐漸從單獨的污水治理擴大到雨水綜合管理決策體系的方方面面。

　　渠道被疏通，井被深挖，目標就是“削峰”和“減污”，抑制洪水的高漲，減輕水質的污染。

　　人口密集的日本東京早年間發展“顧地上不顧地下”，也飽受內澇之苦。上世紀90年代，日本建筑法修訂案規定大型建筑必須建設地下雨水儲存池和再利用系統。東京地標建筑、世界第一高塔“天空樹”的蓄水池能儲存7000噸雨水。

　　東京的巨型地下分洪工程竣工于2006年。這座人們腳下的宮殿有近7層樓高，立柱林立，猶如神殿。位于地下50米處的隧道一頭連接東京下水道，一頭流入江戶川。暴雨突發時，城市雨水可以由大型抽水機排入大海。

　　在國際上，關于“灰色”基礎工程和“綠色”景觀作用的高下常有爭論。目前公認的觀點是，這是城市的兩條胳膊，合力才能捧起一泓水來。

　　起源于澳大利亞的“水敏感性”城市設計，將城市循環看作一個整體，把自來水、污水、雨水排放結合起來規劃。

　　除了基礎工程的建設，這個計劃在教育上也頗下功夫，力爭培養公民的“水商”。

　　“技術可行性本身并不能保證技術最終成功應用。”蓋格博士說。他曾參與中德兩國合作的地下水補給項目，卻發現低影響開發理念的應用“整體上并不成功”，一些地方的項目“顯然沒有遵照規定進行設計”。

　　資金的來源是另一件麻煩事兒。柏林和巴黎均對雨水收取居民和機構的管理費。華盛頓則想出了另一個妙招：在名為“綠屋頂”的計劃里，愿意將房頂建成綠地的開發商能獲得每平方米53美元的補貼，由市政府從征收的雨水費中撥款。

　　人和水爭一座城

　　我國正在推進海綿城市建設試點。而這塊海綿，建立在長久以來人與水爭奪城市、各有輸贏的戰場上。

　　急速城鎮化的中國，城市硬殼正在擴張。大量新增建筑矗立在被填的湖泊和濕地——城市海綿的天然氣孔——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國湖泊面積減少了15%，濕地退化了28%。

　　程曉陶是武漢本地人。從小伢到退休，他看著家四周的蘆葦地一片片變成萬丈高樓。

　　在今年的長江洪水中，他的家鄉作為全國海綿城市試點之一，遭受了大雨漫灌的“洗禮”。

　　實際上，“向水謀地”很早就開始了。清代乾隆初期，江漢平原上“無土不辟”，到晚清“陂澤為隴畝”，濕地湖澤被開墾為田地。這很自然，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期，湖北地區增添了近3000萬張吃飯的嘴。

　　如今，壓力只增不減。據聯合國的數據，到2030年，中國將新增3.1億城市居民，這相當于英國2014年人口的五倍。他們將推著城市的邊沿不斷擴大。

　　“地只歸水，就沒有地方發展了，只歸人也不行。” 程曉陶贊同蓄水墾殖的理念，“人與水共存。水小歸人，雨量不大的時候圍湖造田；水大歸水，退田還湖。現在很多時候，暴雨來臨，人們不記得這片土地應該還歸水了。”

　　2014年11月，住建部出臺了《海綿城市建設技術指南》。其中指出，海綿城市在“適應環境變化和應對自然災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彈性’，下雨時吸水、蓄水、滲水、凈水，需要時將蓄存的水‘釋放’并加以利用”。

　　迄今為止，已有30個國內城市在試點建設海綿城市。這些城市的藍圖上，面臨著諸多挑戰。

　　微觀層面上的景觀技術仍需追趕，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上，我們仍然存在很多“欠賬”。目前看來，即使完全依照美國或日本的樣板，我們也很難避免看海的命運。

　　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院長俞孔堅指出，工程的決策常常按政府部門、地區和功能進行管理，但“卻把水系統分解地支離破碎”：水和土分離，排水和給水分離，防洪和抗旱分離。

　　“水本是地球上最不應該被分割的系統。”他在論文中指出。“要開始從‘水適應人’到‘人適應水’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