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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供水行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已由過去不足2%下降為2008年的-1%以下，而外商依然維持了15%以上的收益率。是 “外資先進、國企無能”嗎？

　　像水這樣的公用產品，與競爭性產品的市場定價方式不同，其定價嚴格受《價格法》的約束，即：價格調整首先要由物價部門主持的聽證會征求消費者、經營者及各界的意見，達成一致后報省級物價部門核準，最后報城市政府批準施行。

　　這原本是一項很好的制度設計，但在實踐中遇到了兩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一是成本監審制度尚未建立，消費者對公用企業的成本上漲持不信任態度。

　　如，2008年入秋，因煤價上漲過快，鄭州等地的供熱企業提出了調整熱價的要求，但對成本公開的環節引起了市民的強烈質疑。在煤價上漲有目共睹的情況下，多數企業的調價要求遭到否決。這是應當引起市政公用行業正視的嚴峻現實。

　　這不禁使筆者想起了一則“舊聞”：2006年11月，國家發改委、原建設部公布了《城市供水定價成本監審辦法(試行)》(征求意見稿)，引起了供水行業的不同意見。然而迄今，該《辦法》仍未正式發布，供水行業仍需繼續努力。

　　二是價格調整的步伐總是落后于市場的變化。

　　當前，中國公用產品的全部經營成本都已實現了市場定價，在PPI和CPI持續上漲之際，為了配合各級政府重民生保穩定的要求，公用企業承受了空前的成本上漲壓力。

　　在法治化價格調整機制缺位的情況下，公用企業存在著價格調整動議難、聽證難、施行更難的困境。南昌、沈陽、南海等地供水企業近10年沒有調整水價，有的地方雖然通過了聽證會，但在政府批準環節又被一再拖延，等到實際執行時，成本已然再漲。

　　與面臨窘境的國有供水企業不同的是，外資水務企業從不擔心物價上漲。當前，歷經兩年多的物價持續上漲，國有供水行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已由過去不足2%下降為2008年的-1%以下，而外商依然維持了15%以上的收益率。是 “外資先進、國企無能”嗎？

　　實際上，外資盈利，不僅與他們進入中國水務領域的合作模式相關，更重要的是，它們在招商引資的政策條件下解決了產品定價的機制問題。

　　如何建立產品價格和成本的聯動機制，這都掌握在政府的手中。

　　但由于部門利益的糾葛，水務產業鏈被人為割裂，供水企業深受其害。

　　有憲政學者認為，中國在行政部門職權劃分方面，傾向于以資產管理的便利性作為職權劃分的依據，而忽略了行政管理對象之間的內在的聯系性。水務市場的管理也是這樣。

　　目前，包括原水、供水、污水處理在內的產業鏈分屬水利、城建和環保三個部門管理，部門矛盾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在2008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中，這一矛盾仍未解決。

　　但部門分割帶來的管理混亂則是現實的。以陜北某市為例，在市區已有一家供水企業的情況下，政府為了滿足上級水利部門的要求，指示將該企業所屬的部分供水資產劃轉給對方，人為形成了供水市場的沖突，并附帶了原水的沖突；魯中某市，在市內已有一家大型供水企業的情況下，有關部門又先后批準設立了六家供水企業，造成了當地供水市場的極大混亂。而自備水井的關停問題，則是困擾全國供水企業的共同難題。這些問題無不與部門利益有關。

　　劃小經營單位、增設多家機構，這與有的政府領導人沿襲的分而治之的治理觀念有關，而不加區別的盲目市場化思路則為之提供了政策依據。更多情況下，則是部門利益的作祟。

　　國有供水企業的上述困境，如果沒有大膽的勇氣、創新的思路和配套的措施，最后只能陷于外商的吞噬，或轉求自身的“偽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