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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財政支持各地開展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中，不再存在“撒胡椒面”“吃大鍋飯”的現象。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2017年，中央財政專項資金采取按因素法切塊方式分配的辦法，對水環境質量改善明顯的江西、浙江、重慶3個省市給予了獎勵。

　　與此同時，對空氣質量改善排名靠前的河北、山東省給予資金獎勵，對部分未完成任務的省份扣減了財政補助資金。

　　“專項資金均采取按因素法切塊方式分配，由地方結合本地實際確定支持重點，統籌用于最需要的領域；逐步建立起激勵約束機制，根據大氣、水環境質量考核結果安排資金。”在最新出版的《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1期）上，財政部副部長劉偉撰文說。

　　據財政部公布的統計數據，近年來，國家設立大氣、水、土壤專項資金，資金規模逐年增加。2013年設立大氣專項，預算安排從2013年的50億元增加到2017年的120億元；2015年設立水專項，2017年預算安排120億元；2016年設立土壤專項，2017年預算安排112億元。僅2017年，這三個專項合計預算安排352億元。

　　劉偉介紹，在資金分配格局上也進行了優化。大氣專項重點解決京津冀及周邊、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向霧霾問題最為嚴重和突出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傾斜。土專項重點強化對基礎性、支撐性的土壤污染詳查工作支持。水專項按重點流域、飲用水源地、地下水保護和治理等工作任務量的因素進行分配，加大對南水北調工程水源區，長江、黃河流域治理的支持。特別是近年來集中加大了對水質良好湖泊保護的支持力度，納入支持范圍的77個湖泊水質類別總體保持并提升。

2017年7月29日上午，安徽省合肥市巢湖邊兩位工人正在清理湖面雜物。

　　此外，中央財政還加大了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轉移支付力度。均衡性轉移支付按照各地標準收入和標準支出的差額進行分配。標準收入根據工業增加值等指標測算，標準支出選取總人口、可居住面積等因素測算，并增加了海拔等環境指標，因此現行均衡性轉移支付制度測算已經體現了生態環保因素。

　　劉偉介紹，生態資源豐富、環境脆弱敏感地區，一般也是經濟社會發展較為落后的地區，其開展生態保護、排放控制、污染治理等客觀上會帶來財政減收增支，標準收支差額會進一步放大，中央財政支持力度相應增加。近年來，中央財政不斷加大均衡性轉移支付力度，2017年規模已經達到1.25萬億，比2013年增加了5000億元，增長了67%。

　　為了支持生態保護與修復，我國還實施了財政獎補政策。由中央財政對退耕戶給予糧食補助和現金補貼。目前，中央財政累計安排退耕還林還草補助4166億元，其中2017年安排212億元。工程的實施，有效促進了水土流失和沙化土地治理。對已納入政策保護范圍的天然林，適當提高補助標準，對未納入范圍的，采取新的停伐補助和獎勵政策。2013至2017年，中央財政累計安排2005億元。

　　近年來，財政部還會同農業部在內蒙古、新疆、西藏等8個主要草原牧區省份全面實施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并逐步將政策實施范圍擴大到了全國13個草原省區。2011至2017年，中央財政共投入草原補獎資金1137億元，僅2017年安排188億元。在草原生態保護補獎政策推動下，草原長期超載畜量的勢頭初步得到遏制，草原生態環境正逐步恢復，促進牧民持續穩定增收。

　　鋼鐵、煤炭產業是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大戶，對大氣環境質量影響較大。劉偉介紹，2016年中央財政設立總規模1000億元的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專門用于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中的職工安置。全年壓減鋼鐵產能6500萬噸以上、煤炭產能2.9億噸以上，鋼鐵煤炭行業產能利用率明顯回升，經濟效益明顯好轉。

　　但劉偉同時表示，目前，“政府承擔的環境治理支出責任偏重，市場主體責任未有效落實”。2016年我國全社會環保投入約1.3萬億元（包括政府和企業投入），約占GDP的1.7%。1.3萬億投入中，全國節能環保直接投入約為4700多億元，如果再加上通過科技等投入及稅收優惠，政府總投入至少6000億元，約占總體環保投入的一半。“無論是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占比都是非常高的。”他說。

　　劉偉引述世界銀行的分析稱，生態環境質量狀況與環保投資密切相關，當環保投資占GDP的比例達到1%至1.5%時，可以控制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達到2%至3%時，環境質量才會逐步有所改善。劉偉認為，應“協調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更大程度與更廣范圍鼓勵引導社會資金進入生態文明建設領域。”“完善政策運行機制，調動各方生態文明建設投入積極性。”

2017年5月25日，環保部強化督查人員在河北邯鄲永年區一企業檢查。

　　環境保護部部長李干杰也表示，總體上看，我國生態環境保護仍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優質生態產品供給能力難以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生態環境保護形勢依然十分嚴峻，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明顯短板。

　　李干杰認為，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持續改善環境質量的根本舉措是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結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環境保護標準體系和污染防治技術體系，運用先進適用技術對傳統產業實施綠色化改造，用好環保等綠色標尺，加快過剩產能退出、落后產能淘汰，發展節能環保、生態有機等綠色產業，構建綠色循環低碳發展的產業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