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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月內滴水未下,天空中僅有的云朵還是來自肆虐著這片不毛之地的沙塵暴。但由于黃河沿著華中華北這片貧瘠的土地蜿蜒而流，一副令人瞠目結舌的景象在地平線上熠熠閃光：翡翠綠般的稻田,數公頃金黃的向日葵,大片大片蔥翠的玉米、小麥和枸杞——天空雖殘酷無情，但是一切都欣欣向榮。

　　這不是夢幻景象。黃河發源于西藏高原，終入渤海，流程達3，400公里。寧夏北部的這片廣袤的綠洲就位于黃河的中點附近。早在秦始皇派遣農民水利工程師為建造長城的士兵修渠種田之時，這片綠洲就已存在了，到現在也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沈學祥如今正試圖繼承這一傳統。三十年前，沈學祥被這里似乎取之不盡的水源吸引過來，現年55歲的他還在長城廢墟和黃河那泥沙水域之間種植著玉米地。沈學祥在一條灌溉水渠的岸邊凝視著蔓延開來的綠田，驚嘆著黃河的神奇：“我過去總認為，這是天底下最美麗的地方。”

　　但是這塊人間天堂正在快速消逝。工廠、農田和城市的激增——中國引人注目的經濟繁榮的所有產物正在吸干黃河。剩下的水也正在遭受嚴重污染。在水渠岸邊，沈學祥指向另一種離奇的顏色：血紅的化學污染物從一條排污管道里噴涌而出，將水染成刺眼的紫色。他說，匯入黃河的這條水渠曾經滿是魚龜。現在水渠中的水毒性太大，都不能用來灌溉了;沈學祥的兩只羊飲用了里面的水數小時后就死了。

　　這些致命的污染物來自沈學祥農田的上方石嘴山市密密麻麻的化學制藥廠，而石嘴山市被視為世界上污染最為嚴重的城市之一。沈學祥精力充沛、留著黑白相間的平頭，他一再向當地環保局請愿，要求停止這種不受管制的傾倒行為。當地執法官員回應說，認為沈學祥的房屋“不適合居住”。執法官員宣稱別無他法后，就離任到他本應執法的工業園里尋求一份新的任職。“我們在慢性服毒自殺，”沈學祥說，氣得發抖。“他們怎么能這樣對待我們的母親河?”

　　很少有河流能像黃河這樣深深地捕獲一個民族的心靈。黃河之于中國，就像尼羅河之于埃及：文明之搖籃，不朽榮耀之象征，既令人恐懼又讓人敬畏的自然之力。黃河發端于14，000英尺高西藏高原的神秘源頭，流經華北平原。正是在華北平原，中國最初的定居者第一次學會了耕田灌溉，第一次學會了制作瓷器和火藥，第一次學會了興建和埋葬帝國王朝。但是時至今日，中國人所稱的母親河正在走向消亡。污染物浸染、下水管廢水污染，再加上設計拙劣而又擁擠不堪的水壩，黃河跌跌撞撞，流到入海口，已是一條奄奄一息的潺潺細流。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黃河斷流過許多時日。

　　這條具有傳奇色彩河流的消亡是個悲劇，其后果遠遠超過了它哺育著1.5億的人口。黃河的困境同樣顯現出中國經濟奇跡的陰暗面，即環境危機，其已導致任何一個民族生存都不可或缺的一種資源的短缺：水。

　　水在中國總是非常寶貴，因為中國的水資源總量與美國大致一樣，但人口卻接近美國的五倍。干旱的華北地區水資源短缺尤為尖銳，這里居住著中國近一半的人口，卻僅擁有15%的水資源。歷史和地理上的這些偶然因素使得中國暴露在威脅之下;而一系列人為因素現在又將其推向了威脅的懸崖邊上。沙漠現在每年吞噬著中國一百萬公頃的草地，而全球變暖在使得沙漠提前到來的同時，它又在使冰川后退加速，而這些冰川又供給著中國主要的河流。

　　然而，促成水危機的罪魁禍首莫過于中國三十年驚人的工業發展。中國的經濟繁榮以一種無情的對稱方式促發了一場程度相當但反向的環境破壞。在成為世界上下一個超級大國的競賽中，中國不僅毫無節制地把污水排放到其河流和水渠中;它對剩余水源的污染也到了不可逆轉的地步，以致世界銀行警告稱會“對子孫后代造成災難性的后果”。

　　如果這聳人聽聞的話，那么考慮一下已經在黃河盆地所發生的事情吧。沙漠的擴散正在形成一個塵暴區，與此相比，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西進運動所形成的塵暴區就顯得相形見絀了。這一塵暴區在降低糧食產量的同時又迫使成百上千的“環境難民”背井離鄉。充斥著河道的有害毒素——50%的黃河流段被認為能致生物死亡——已經導致沿岸癌癥、出生缺陷以及水生傳染疾病病例的激增。和污染相關的抗議活動已經激增——全中國僅2005年一年就有51，000起——而且可能惡化為社會動蕩。如果不經遏制，任何一個癥狀都可能妨礙中國的經濟增長并在整個世界市場造成動蕩。若將這些癥狀綜合來看，那么長遠的影響會更具毀滅性。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說，清潔水資源的短缺威脅著“中華民族的生存”。

　　黃河在華北地區史詩般的旅程是塊棱鏡，從中折射出中國還未完全展開的水危機。從黃河發源地附近的藏族牧民離開他們祖先的土地到河口三角洲附近默默痛苦地承受著折磨的“癌癥村”，這條母親河以親身實例讓人們明白環境破壞的代價。但是它也顯示出這場危機是如何讓中國政府——以及一小股環保積極分子——感到震驚并采取行動的。黃河的命運依然懸而未決。

　　坐在海拔近三公里的山脊上，一位面頰紅潤鑲有兩顆金牙的牧民眺望著她的家族時代游牧的高原。那是一片令人窒息的美麗景象：夏草覆蓋著延綿起伏的群山;成群的牦牛和綿羊在遠處的山坡上啃著青草;而在那最突起的地方，一條清澈的淺溪就是黃河的源頭。“這是一片神圣的土地，”那個婦女說道，她名叫娥拉·卓瑪，有四個孩子，回憶著她的游牧家庭如何在這里輪流來給他們的600只羊和150頭牦牛喂草的。不復存在了，她說道，沮喪地搖著頭。“干旱已經改變了一切。”

　　困境的最初信號在幾年之前就出現了，當時這一地區的湖泊河流開始逐漸干涸，草場開始枯萎，使得為其動物尋找食物和水源變成一次次馬拉松般的征程。中國科學家說干旱是全球變暖和過度放牧的一種征兆。但是卓瑪把這種不幸歸咎于外來者——成群結隊的漢族人——他們在附近神圣的山上鑄礦淘金，在黃河源頭圣潔的湖泊里捕魚打撈，這些舉動都惹怒了那些神靈。對于她的動物中一大半餓死這一現象，她還能怎樣理解呢?由于擔心進一步損失，卓瑪和她丈夫接受了政府的提議，賣掉剩余的動物來換取每年1000美元的補助金和位于瑪多城附近的一個安置點的一座水泥磚房屋。牧民現在被安置了起來，也就沒有地方游牧了。

中國的水危機始于世界屋脊，即中國三大河流(黃河、長江和瀾滄江)的發源地。冰川和青藏高原儲量巨大的地下泉水——稱為中國的“水塔”——供應著黃河近50%的水量。但是不斷變暖、變干的氣候正在使脆弱的生態系統變得岌岌可危。中國氣象局稱，該地區的平均溫度正在升高，而且到本世紀末可能升高多達三至五攝氏度。青海省瑪多縣原有4，077個湖泊，其中3，000多個已經消失，而且高原沙漠的土丘也在虎視眈眈盤踞在剩余湖泊的周圍。與此同時，冰川正在以每年百分之七的速度縮小。短期內融化的冰可能會補給河流水位，但是科學家稱冰川融化的長期后果對于黃河而言可能是致命的。

　　為了拯救中國的大河，北京使用世界上最富雄心的播云計劃，展現著富含技術性的雨之舞。夏季的幾個月份里，炮彈和飛機用銀色碘化晶體轟炸開黃河源頭上空的云層，這樣，水汽就能圍著這些碘化晶體聚集并變得足夠重并形成降雨。在瑪多縣，卓瑪的家人在夜間被雷鳴般的爆破聲驚醒，而供職于氣象臺的氣象學家則稱“巨槍”工程正在增加降雨量并有助于補充黃河源頭附近的冰川。然而，當地的藏族居民則認為，火箭彈再次惹怒了神靈，干旱將揮之不去。

　　像青海省成千上萬名重新被安置的藏族難民一樣，卓瑪為那種古老生活方式的終結感到悲傷。曾經以牧群多寡來衡量的家庭財富如今縮減為卓瑪身上穿戴的為數可憐的幾件飾品：三件銀耳環，一件石質項鏈和她的兩顆金牙。卓瑪沒有工作，她丈夫租了一輛拖拉機在當地跑運輸，生意不錯時，一天能掙三美元。不久前，這個家庭天天葷菜不斷;現如今靠面條和油炸面團糊口。“我們別無選擇，只能適應，”她說。“我們還能做什么?”從她那水泥屋里，卓瑪仍能看到黃河那銀燦燦的源頭，但是她與那片河水、那片土地——和她的傳統——的聯系永遠消失了。

　　“你在干什么?”保安質問。“沒干什么，”潛伏在造紙廠門外的那個敦實的婦女答道，趕緊把她的秘密武器——一個手持式全球定位儀——掖到她的毛衣下面。保安盯了她一分鐘，這位名叫姜琳的51歲下崗工人屏住了呼吸。保安轉身離開后，她抽出那個GPS并迅速鎖定了這家造紙廠的地理坐標。

　　姜琳是蘭州市一家名叫綠駝鈴的環保組織的員工。目前她正在依據提示進一步調查那家造紙廠向黃河的一條支流排放未經處理的化學污水一事。類似的工廠在蘭州周圍有成百上千家，也使得蘭州從曾經絲綢之路上的一個貿易驛站變成如今的石化中心。2006年，這里的三起工業泄露事故曾將黃河染紅。另一起將黃河漂白。而這次的污染物正將這條支流籠罩在有毒的栗色的陰影之下。姜琳返回辦公室后，將把那些GPS數據電郵至北京，然后上傳到網上的“污染地圖”，供全世界查看。

　　蘭州所有的驕傲在于它是黃河沿岸首個也是最大的城市，但是蘭州更以其大量的工業和人類廢物排放量而為世人知曉。但是，即使是在這兒，也存有一絲希望：第一顆環保主義的幼苗破土而出，或許這是拯救黃河的唯一機會。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中國只有一小撮環保組織。今天，包括綠駝鈴在內，中國已有幾千家環保組織。為了清潔蘭州、保護黃河，姜琳25歲的兒子趙忠于2004年成立了綠駝鈴之一組織。綠駝鈴僅有五名帶薪員工，在小規模運營，而且是在來自美國的NGO太平洋環境組織的撥款下維持生存。姜琳說：“綠駝鈴這個名字取自絲綢之路上商旅用的駱駝系的保險鈴，意為‘生命的信號’”。“據信，這駝鈴能給任何一個聽到它聲響的人帶來希望。”

　　歷經磨難，北京似乎終于愿意傾聽了。經過三十年盲目追求經濟增長后，中國政府開始努力應對其所付出的環境代價。盡管世界銀行估計，環境損害每年會剝去中國GDP中5.8%的比重，但是這一影響不單單是錢那么簡單。它也是關乎社會：去年憤怒的市民把不計其數的投訴信匯至政府。不管是拯救環境還是阻止社會動蕩，北京已經制訂了雄心勃勃的目標，在2010年前，降低耗水30%，減少污染排放量10%。

　　然而，盡管其用心良苦，但水危機只在不斷惡化，這反映了北京對于對經濟增長如饑似渴的省份的失控。知名環保律師王粲發估計“僅有百分之十的環保案件被執行”。無法仰仗自己的政府機構，北京正在小心謹慎地歡迎媒體和草根階層的積極分子幫忙給地方工業施壓。但是過多說出真相也讓人們為這些生態斗士感到惋惜。吳藝紅是位環保積極人士，去年因為公開發表華中地區太湖的毒藻繁殖而被關進監獄并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用刑折磨。吳藝紅的處境可能就是環保斗士的命運。

　　回到綠駝鈴辦公室，姜琳強調綠駝鈴和當局的友好聯系。她說：“政府始終致力于制止工廠傾倒污染物。”盡管如此，她辦公室的墻邊排放著些塑料瓶子，里面裝滿了工廠排放出的水，顏色從黃變到品紅——這些樣品均因為資金短缺而無法分析。即使是利用其微薄的資源，綠駝鈴已經動員志愿者幫忙調查流經蘭州的長達24公里的黃河截斷的生態狀況。他們最重要同時也是最隱秘的工作是曝光臭名昭著的污染者。這足以給一個下崗工人一種權力感和意志力。“我覺得自己像個偵探，”姜琳說，對自己從造紙廠死里逃生一笑置之。“但是像我這樣的普通人必須參與其中。污染這個問題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

　　蘭州東北兩百公里處，黃河穿越了寧夏那片杳無人煙的廣袤土地，顯露出一個比污染帶有更具災難性的長期后果的問題：水資源短缺。中國從一開始就處于劣勢，用僅占世界百分之七的淡水養活著占世界人口總數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但水資源短缺在寧夏這里更為嚴重，這一干裂地區承受著有記錄以來最為嚴重的干旱。幾千年來，黃河曾是寧夏的救星;今天黃河河道正在削弱。在銀川市附近，黃河曾經咆哮的水流減小成一條狹窄的水溝。當地人把河水的減少歸咎于雨水不足。但是罪魁禍首是農田、工廠和城市的急速擴張而導致水資源的揮霍濫用。

　　可能每一次革命，即使是資本主義革命，都會吞噬掉自己的孩子。但是中國揮霍它最為珍貴的資源的速度讓人瞠目結舌。當黃河完全斷流時，適時的釋放水庫蓄水避免了近年來尷尬。但是黃河的流量僅相當于四十年前的百分之十。水都去哪兒了?農業抽調了黃河超過65%的水量，而其中的一半損失在開裂的管道和溝渠中。重工業和迅速發展的城市吞噬了其余用水。1985年以前，水在中國是免費資源，即使到現在，水還依然享有很高的補貼，以至于節約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還都是陌生的概念。而且黃河之困仍未紓解：2007年，政府批準了在銀川北部、沿黃河500公里的地帶安置煤炭開采和化學工業。

　　這樣瘋狂的經濟增長可能很快就成為其一手促成的水危機的受害者。在中國約660座城市中，超過400座城市水資源不足，而其中一百多座城市遭受著嚴重的水資源短缺。(長期以來，北京也是缺水，但是由于引黃調水這一政績工程，北京將在奧運期間儲備水資源。)在一個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日益分化的社會里，正是中國的廣大農村地區——以及其七億三千八百萬農民——承受著水資源短缺的沖擊。

　　水資源短缺已經在妨礙中國的糧食產量了，并引發人們關注其對未來全球糧食市場所帶來的沖擊，因為在全球糧食市場中，即使輕微的價格上調都可能對窮人造成災難性的影響。中國前水利部部長汪恕誠戲劇性地談到這一情況：“要么為每一滴水而戰，要么滅亡，這就是中國面臨的挑戰。”

　　孫寶成是一位來自寧夏中部楊河村、久經日曬的37歲的農民。對于他而言，這不僅僅是一句夸張的言辭。兩年前，當他們的水井和盛雨水用的水桶因為干旱而枯竭后，洋河村全體36戶人家背棄了他們的村莊，到了不斷蠶食的沙漠。他們來到了一個名叫紅絲圃的山谷，那里已有四十多萬的環境難民因為同樣的理由定居下來：那里有水，科威特資助修建的水渠經灌木荒地逶迤而行把山谷以北20公里的黃河之水輸送過來。楊河村村民已在混泥土水渠附近的一排單間磚房里定居了下來，打理著政府分給他們的一塊塊田地(還有每人25美元)，這是中國政府減輕貧困和沙漠化計劃的一部分。

盡管孫寶成僅僅能從這塊沙質土壤中收獲不多的幾個玉米棒子，但是在更多的難民中，他仍憧憬著豐茂的莊稼和財富的增長。“如果我們不離開我們原先的村莊來到這兒，”他說，“我們可能就活不成了。”母親河又一次賜予了生命。但是考慮到黃河越來越少的河水承受的所有壓力，人們不禁會問：在這片不毛之地創建又一個綠洲，對于黃河自身生存的幾率有多大呢?

　　毛澤東的口號——“犧牲我一個，拯救千萬家”——仍烙在王陽喜的記憶里。像之前的中國帝王一樣，毛主席也醉心于黃河整治。黃河幾易河道，它那給予生命的力量也釋放著破壞性的洪水，由此，黃河長久以來也被成為“中國的惡魔”。1957年，三門峽大型水壩在黃河中游破土動工，包括王陽喜在內的400，000人流離失所。毛主席的口號使他們確信，這是一種光榮的犧牲。“為民族事業出力，我們引以為豪，”現年83歲的王陽喜說，“自那以后，除了悲痛，我們一無所有。”

　　自從大約四千年之前，從傳說中夏朝首位統治者大禹開始，征服的觀念就一直駕馭著中國自然之路：“得黃河者得天下。”像其他很多時候一樣，毛主席又把這說得很極端。毛澤東人定勝天最典型的體現——350英尺高的三門峽大壩——是研究無意識后果的一個案例。三門峽水壩馴服了黃河三分之一的下游河流，將其變成了“中國最大的灌溉水渠”(評論家語)。但是對黃河上游的影響則是災難性的，而這又源于令人震驚的預見性的缺乏。工程師們沒有考慮到黃河龐大的黃沙淤泥(比密西西比河沉淀排放量的三倍還多)，也正是這些黃沙淤泥給了這條河“黃河”這一名字。由于治理淤泥不當，三門峽引發的洪水與其預防的相當，吞噬的生命與其拯救的等同，而且又迫使另一座在建的巨型水壩更改其失誤。三門峽當初的建造者之一甚至建議炸掉整個大壩。

　　王陽喜可能會是第一個想擔此使命的志愿者。王陽喜原來是位鄉村教師，他的家鄉桃嶺寨位于三門峽大壩以西三十公里處。他一邊在家門口剝著棉花，一邊回憶著自己的生命歷程：每次悲慘曲折經歷均由這座大壩造成的。大壩修建期間，王寶成和家人被趕出了這片肥沃的土地，流放到了500公里之外的荒漠里。他說：“大躍進期間，近三分之一的難民死于饑餓。”最后，一半的幸存者踉踉蹌蹌地回到了家中。王陽喜現在耕種著渭河和黃河交匯處附近的一塊土地。但是即使在這兒，他也沒有安全感。暴雨降臨，三門峽水庫倒流，將污水蔓延至兩邊的河岸上。五年來，有三場洪水毀掉了他的棉花莊稼，并污染了村莊的飲用水供應。“村里的年輕人都走了，”王陽喜說。“在這兒沒有希望。”

　　和毛澤東的紅寶書不同，三門峽很難說是過去的一個遺跡。中國現在自豪地宣稱，世界上50，000座大型水壩中近一半在中國——這是美國水壩擁有量的三倍還多——而且還有水壩繼續在建。已有20座大型水壩截斷了黃河，而且另有18座水壩訂于2030年前建成。底層民眾對水壩的抵制已經出現，最有名的是對長江上三峽大壩造成的超過百萬人的強制移民的抵制，但收效甚微。著名的環保人士馬軍說，黃河上的水壩尤為有害，因為這些大壩加劇了污染和水資源短缺的雙重威脅。河水的減少削弱了黃河沖洗重質污染物的能力，而正當此時，矗立著的水庫使得嚴重過度使用的河流更加干涸。“為什么人類不能放棄他們開發和控制自然那無情的野心呢?”馬軍問道，“取而代之，選擇與自然和諧共處呢?”

　　答案很簡單：北京仍沉迷于經濟的增長。經濟繁榮已經使幾億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再者，共產黨的合法性，乃至其生存，取決于持續不斷的經濟擴張。中國領導人嘴上說的好聽，要用節約和效率作為華北地區長期水資源短缺的解決之道。然而，非但沒有把水價提高到真實的市場水平——將鐵定緩減群眾和大型工業狀況的舉動——相反，他們選擇了另一項歌功頌德的政績工程：南水北調工程。為緩解黃河壓力而設計的渠道系統耗資620億美元，將每年從長江盆地抽水120億加侖，向北輸送700公里，途徑黃河，達到兩個地方。考慮到奧林匹克工程的規模，這也不算驚奇。像三門峽水壩一樣，這個工程也源于毛澤東的一個管道輸水的夢想。

　　在過去的幾十年間，當中國的其他地區在旱澇中顛簸前行時，肖家店村卻擁有著穩定的淡水供應，這得益于其恰好位于距離黃河入海口不足200公里的一條支流之上。但是在那里，曾經的生命之源已經變成致命的毒水。這兒沒人愿意談論襲擊過該村的那場瘟疫，但是胸口劃有一條刀疤、形容憔悴、名叫肖思珠的農民有他自己善辯之才。那條刀口清楚地顯示出，醫生試圖從這里將吞噬他食管的惡性腫瘤取出。一口一口咬著浸泡過的面包——這是他僅能消化的幾種食物之一——現年55歲的肖思珠低聲談論著過往的歲月，當時他的家人感覺，能在位于山東省東部黃河平原的這個水質優良的角落居住是種幸運。然而，在過去的二十年里，一排皮革廠、造紙廠和工廠在上游安家落戶，并將廢物直接傾倒到黃河里。肖思珠過去常常在村井附近的渦流里游泳釣魚。現在，他說，“我從不接近河水，因為它臭氣熏天、泡沫漂浮。”

　　他回避的另一地方是村外的一片楊樹林，這片樹林下面的土冢延伸至黃河岸邊。過去五年，在這1，300人的小村莊里，超過70個人死于胃癌或是食道癌。而在16個鄰村里，亦有一千多人因此斃命。山東省著名的腫瘤學家于寶發研究了東平縣的這些村落后，稱其為“世界癌癥之都”。他說，該地區食道癌的發病率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25倍之多。

　　每年有超多四十億噸的污水傾倒進黃河，足足占到黃河容量的10%。這些污水使得黃河三分之一的野生魚滅絕，還使得那長長的河段連灌溉都不適合。現在該人類付出生命的代價了。2007年中國衛生部發布的一份報告稱，自2005年以來，因為空氣和水污染，全國癌癥發病率顯著升高——城市地區升高了19%，鄉村地區升高了23%。近三分之二的中國農村人口(5億多人)在使用遭人類廢物或是工業廢物污染過的水。這樣就不用驚奇，為什么說腸胃癌是農村地區的頭號殺手了。

　　和污染相關的疾病無處不在，這對于生活在恐懼和羞恥之中的肖家店村民來說只是徒勞的安慰。恐懼可以理解：去年這個村莊又有16人被診斷為癌癥病例。然而，羞恥則有更深層次的原因。盡管政府官員告訴村民，癌癥的流行源于飲用了大量有毒的河水，但當地許多人還是相信癌癥來自“吃”或是生命力的失衡。據說，這種失衡更常發生在脾氣急躁或是品行惡劣之人身上。

　　和多數受害者一樣，肖思珠在自己家里默默地忍受了近一年的時間，甚至將自己的癥狀瞞著當地的醫生。自那以后，醫療賬單耗盡了他的積蓄，而腫瘤已經使他的聲音削弱至低聲耳語。既便如此，肖思珠只是為數不多的幾個愿意說出真相的人之一。“如果我們不講，什么都做不了，”他咳嗽著說，把痰吐進一個塑料杯里。政府最近在11公里外打了一口新井，并派來了幾組醫療隊。但是肖思珠說，如果不是兩年前一位村民向一家中國電視臺暗示，政府官員可能也不會注意到肖家店。現在肖思珠只有一個遺憾：沒有更早地說出真相。“要是那樣的話，我可能會得救，”他說。

　　幾個月過去了，一個新土冢出現在河邊的楊樹林里。墳墓沒有墓碑，只有幾根竹棍和一些鋁制元寶在微風中沙沙作響。肖思珠來到了他曾長久避諱的地方，加入了他朋友鄰居的行列，他們遭同樣的水生刺客迫害。他們身后的安息之所俯視著很可能正是殺害他們的河流，難道這是一個殘酷的諷刺抑或只是自然的輪回。

　　拯救肖思珠已為時太晚，但是拯救黃河的一絲希望尚存。中國領導人意識到國家所面臨的危險，現在誓言“要建設生態文明”，每年撥付近2000億美元的環境經費。但是未來同樣也取決于趙忠與她母親，勇敢的姜琳等普通的公民。還記得姜琳用她的GPS定位的那個蘭州造紙廠嗎?那則信息在網上披露不久，政府就關閉了那個造紙廠以及另外三十家向黃河支流傾倒有毒物質的工廠。

　　“也許單個人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趙忠說。“但是當人人匯聚在一起，威力就會巨大無比。”
作者布魯克•拉莫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