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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關于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為我國構建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企業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現代環境治理體系勾畫藍圖。《意見》有何特點?對于環境治理目前存在難點的解決有哪些積極作用?本報記者采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巡視員、研究員周宏春。

　　中國環境報：《意見》中提到的主要目標是到2025年，建立健全環境治理的領導責任體系、企業責任體系、全民行動體系、監管體系、市場體系、信用體系、法律法規政策體系，這幾個體系之間有哪些關聯?如何相互作用?

　　周宏春：《意見》印發后，我認為首先要關注的是最開始提到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企業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這個體系，這一指導思想貫穿在整個文件中，在很多地方都有體現。《意見》中除了第一條和第九條，中間七條即七大體系，把黨委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公眾等各類主體的權責都明確了，可以說是把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的改革措施、政策制度等，都細化、完善到了這七大體系中，很多說法更明確更具體。

　　《意見》中提到健全領導責任體系、企業責任體系、全民行動體系、監管體系、市場體系、信用體系、法律法規政策體系“七大體系”，覆蓋了行為主體、行為依據、監督執行等方面，是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解構或任務分解。行為主體是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政府主體又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各相關部門;行為依據是政策法規，信用、監管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保證。其中把領導責任體系放在七大體系的第一條，提出一系列規定，對于提升政策合力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環境保護的外部性，一定要發揮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作用，這一點要特別強調。

　　中國環境報：《意見》有何特點?有哪些創新舉措和亮點需要特別關注?

　　周宏春：如果說以前的很多政策原則性更多，《意見》的特點就是更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在健全環境治理市場體系中，提出要創新環境治理模式，特別提到對工業污染地塊，鼓勵采用“環境修復+開發建設”模式。其實，地方在治理環境污染時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企業在開發建設時也會產生收益，那就要把這里面的權責利理清楚，“誰污染、誰付費”的導向在《意見》中表現得很明確。《意見》還提到積極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開展園區污染防治第三方治理示范。這個提法我覺得也是個亮點，傳遞出了效率優先的理念，把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機構或人去做。這也是我國市場經濟形成以來，一些成功經驗和好的做法在《意見》中的體現。

　　中國環境報：《意見》中提到，“除全國性、重點區域流域、跨區域、國際合作等環境治理重大事務外，主要由地方財政承擔環境治理支出責任”。這句話傳遞出什么信號?

　　周宏春：我認為這是對環保責任屬地管理的進一步細化，過去也提過，不過是比較原則性的表述。《意見》中做了更具體的表述，傳遞的依舊是“誰污染、誰付費”的政策導向，中央與地方的權責要分開，中央大的活動由中央財政出錢，地方環境污染治理由地方出錢。好處就是責任更明確了，可以防止原來出現的一些推諉、扯皮等現象。權責分開后，也更有利于精細化管理。

　　中國環境報：您認為我國環境治理目前存在哪些難點或問題?

　　周宏春：我認為當前環境治理存在的問題，主要出現在執行環節。再好的制度如果得不到執行，或者執行不到位，也是沒有生命力的。如何將中央環境保護政策、法規、標準等國家意志落地，與基層環境保護需求怎樣更好地結合，這是一個難點。

　　現在有一個很不好的現象就是形式主義。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要精準治污、科學治污、依法治污，地方人員都做到了嗎?有的地方顯然是沒有，應付檢查、“關了再說”等現象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這就是執行走樣了。再比如“一刀切”的問題，生態環境部已經制定了《禁止環保“一刀切”工作意見》，嚴禁“一律關停”等敷衍應對做法，但還是有一些地方出現這種問題。所以說國家政策怎么才能更好地執行，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還有就是一些地方也存在確實沒有能力落實的問題。

　　此外，我認為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一些人沒有正確認識到生態環境保護的艱巨性、復雜性、長期性，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這并不利于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有序推進。生態環境質量改善、徹底恢復到很好的狀態是有規律的，也是非常復雜的，要求一下子解決所有問題，不僅不符合客觀規律，而且還會“反彈”，畢竟我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

　　中國環境報：對于解決這些難點和問題，《意見》會帶來哪些積極作用?

　　周宏春：在如何推動地方執行這方面，《意見》中做了很好的規定。比如，深化生態環境保護督察，推進例行督察，加強專項督察，這些措施可以壓實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強化監督幫扶，可以幫助那些有意愿但是沒能力執行的地方、企業，切實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

　　再比如，如何杜絕監測數據造假，《意見》中就提到要公開環境治理信息，接受社會監督。還提出要加強輿論監督，鼓勵新聞媒體對各類破壞生態環境問題、突發環境事件、環境違法行為進行曝光。這些年的輿論曝光陸續在做，如媒體曝光的騰格里沙漠排放污水事件等。《意見》中再次提出，說明這些舉措還要繼續保持下去。

　　在目標設定、考核評價等方面，《意見》提出著眼環境質量改善，合理設定約束性和預期性目標，各地區可制定符合實際、體現特色的目標，這是分類施策的體現，充分考慮了區域差異和不同發展階段，更有利于精準、科學、依法治污。

　　中國環境報：在各地區各部門貫徹落實《意見》方面，您有哪些建議?

　　周宏春：一定要避免以文件傳達文件、以文件落實文件，而是要把中央精神落實在具體工作上，把落實精神的結果反映在污染治理成效上，落腳在生態環境質量改善上。《意見》中有這么一句話：“確保本意見確定的重點任務及時落地見效。”落地見效這幾個字，我認為非常重要，這表明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最終要落到“推動生態環境根本好轉、建設美麗中國”這個效果上。而且，這個效果不僅要用指標體系來評價，也要反映在公眾的切實感受上。《意見》中提出的一些措施，還要加強宣傳、培訓，傳達到具體的工作人員身上，通過提高他們的工作能力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