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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水利部副部長胡四一8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面對我國嚴峻的水資源形勢，我國已經確定將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談到水價改革，他表示，缺水城市水價要高額累進加價。（3月9日《京華時報》）
　　
　　我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約2200立方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北方部分流域周期性的水資源短缺加劇，甚至水資源相對豐沛的南方地區也出現了區域性或流域性缺水現象。面對我國水資源分布不均，水土資源與經濟社會發展布局不相匹配的基本水情，節水既重要也迫切。如何節水，從可操作的角度來看，一靠技術，二靠價格。技術上的事情，如果相關部門出面主導，少不了是一筆很大的支出；但如果用“價格杠桿”來紓解問題，也能達到節水效果，且會獲得很大一筆相對收益。
　　
　　當然，這屬于“小人之心”。然而，單單就“缺水城市水價要高額累進加價”而言，這自然很符合市場法則：既然是缺水城市，水資源更是稀缺，供求決定價格，用得越多支付得越多，很合規律。但是，從政策主旨來說，高額累進加價帶有明顯的懲罰性與規制性意味，是制衡“多用”與“浪費”的制度安排。何為多用，何為少用，這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水資源豐沛的時候，一水一用算正常；短缺的時候，一水N用也不能算節約。尤其對居民用水而言，高額累進的“額度”若不能確定好，很可能對弱勢群體基本生活帶來一定的負擔。
　　
　　從另一層面而言，缺水城市水價要高額累進加價，那么，不缺水城市水價要不要變化？須知“缺水城市”之所以缺水，并不是居民用水浪費所致。一者，我國地域廣闊，水資源先天不平衡，很多城市歷史上就是缺水城市，作為國家層面的水資源，理應合理調劑，不宜各自為政，有水喝水，沒水就“高額累進”（當然，成本性高價另當別論）；二者，不少缺水城市恰恰是因為地方政府可持續發展意識淡薄，不考慮水資源和水環境的承載能力，盲目發展，甚至以過度消耗水資源、犧牲水環境換取經濟增長。結果是單位產品或服務的耗用水量高，污水排放量高，用水效率和效益低。這個時候，要求居民用水也高額累進加價，顯然有轉嫁責任之嫌。
　　
　　以公眾的視角所見，水資源浪費其實有限，問題的關鍵是越來越多的可用水變成“五彩斑斕”的污水。換言之，水污染甚于水浪費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最近發生的轟動全國的“鹽城水污染事件”不是最好的例證嗎？居民浪費之水，比之于明晃晃的化工污染水源，顯然是小巫見大巫。這當然不是說浪費有理，而是明確一個起碼的邏輯：推進水價高額累進，前提是保護好有限而稀缺的水資源。不能一邊高額累進收水費，一邊污染不斷——然后加劇的水資源緊張再加劇水價高額累進的數字。
　　
　　有一篇叫做《節水意識》的小說，說的是某小區加強用水管理，技術到位，水價市場化。但大家紛紛交流節水秘訣，譬如“把水龍頭關到最小”，之后又有“好消息”傳來，說“剛建的公廁有自來水龍頭”，于是公廁門前成為最熱鬧的地方。水價也好，技術也罷，人類的“智慧”總會突破這些節律——由此而言，先行于水價高額累進的，不僅應該有完善的水資源保護機制，還應包括節水意識的引導與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