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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底，地處黃河中上游的西安市政府收到了一張由陜西省環境保護廳開出的40萬元“環保罰單”，原因是向流經區域內的黃河一級支流渭河超標排放污染物。同時收到罰單的還有寶雞、咸陽等市政府。

　　總計70萬元的“罰單”是陜西省環保部門首次針對環境污染問題向地方政府“開刀”。對排污企業收取環境補償金是通行的環保監管手段，可將大額處罰金直接下達一級政府，甚至對經濟發展“排頭兵”的省會城市也“不留情面”，如此力度在中國屈指可數。

　　面對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的尖銳矛盾，中國環保部門開始嘗試用經濟手段制裁河流污染。全長800多公里的渭河是黃河第一大支流，在中國西部戰略要地“關中——天水經濟區”，渭河就像一條腰帶，依次將寶雞、咸陽、西安、渭南這四大關中重鎮聯結起來，承載著陜西省三分之二的土地、人口和GDP。可是，這條關中地區的“母親河”，卻在兩岸加速工業化、城鎮化浪潮中，承受越來越重的污染負荷，導致河流逐漸失去生態功能。

　　過去，以小造紙、小冶煉等為主的污染型企業，以及高密集人口產生的生活廢水就像插在渭河頭上的“兩把尖刀”，同時渭河又面臨生態水嚴重缺乏、補給不足的窘境。渭河流域主要污染物化學需氧量(COD)年排放量曾高達28萬噸，兩岸150多家重污染造紙企業年排放COD就達7萬噸，已遠遠超過渭河總的環境容量。

　　面對嚴峻局面，陜西省政府一直在采取強有力的治污措施。截至今年4月，渭河流域已建成污水處理廠50家；5年來，淘汰關閉造紙企業134家。

　　“這些措施發揮了顯著作用，但渭河治污之路卻越來越難。”陜西省環境保護廳副廳長李孝廉說，2009年，渭河干流的綜合污染指數已經下降到2.09，但此時渭河仍是陜西省污染最嚴重的河流，出境斷面主要污染物仍嚴重超標，渭河治理進入一個“瓶頸期”。

　　今年初，陜西省開始在渭河干流的西安、寶雞、咸陽和渭南4市開展地表水生態環境補償試點，通過“獎優懲劣”的曝光機制，為地方政府真正戴上環保治污的“緊箍咒”。

　　陜西省以市界斷面為實施監測考核斷面，環保部門每月都對各設區市考核斷面的水質進行監測、核定。當各設區市考核斷面出境水體中的化學需氧量月平均濃度高于污染物濃度控制指標時，省財政廳將向各設區市收取污染補償金，化學需氧量每超標1毫克／升繳納10萬元。

　　李孝廉說，根據2010年前4個月的監測考核結果，一月份西安和咸陽市界斷面水質超過控制目標值分別需交納補償款40萬元和10萬元，二月份寶雞市市界斷面超過控制目標值需要交納補償款10萬元，三月份各市界斷面水質均未超過控制目標值，四月份寶雞市市界斷面超過控制目標值需要交納補償款10萬元。

　　一直穩坐陜西省經濟發展頭把交椅的西安市沒想到自己也坐上了排污受罰的“頭把交椅”。西安市常務副市長董軍說，這張罰單對我們觸動很大，西安要建設國際化大都市，必須在降低“結構性污染”中挖潛力。

　　西安市環境保護局副局長任永鳳說，近日西安市也將針對區縣市出臺渭河生態環境補償方案，不僅嚴把新建、改建、擴建項目審批關，控制新增排污量，還將對未達到水斷面控制指標的區縣實施嚴格經濟處罰，確保出境水質達標。

　　李孝廉說，地方政府是環境保護的第一責任人，在發展的初級階段，環境保護為經濟發展讓步是一些地方領導干部的“慣性思維”，如今日益逼近極限的環境承受力逼迫各級政府必須打破這種慣性，真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據了解，陜西省環保廳向地方政府處罰的污染補償資金，60%將用于渭河流域各設區市綜合治理減排工程、群眾飲水安全工程和污染補償項目，另外40%將用于獎勵工作力度大、水質改善明顯的設區市。

　　陜西省社科院副院長石英說，陜西省環保廳向地方政府開出的“環保罰單”，不僅把地方政府真正推向節能減排社會監督的“聚光燈”下，更讓一些因為追求GDP頭腦發熱的地方領導干部變得清醒起來，讓地方政府不僅因為治污工作不力在經濟上受到損失，更要“丟面子”，真正承擔起環保治理的責任，用環保“杠桿”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王麗楊一苗劉曉莉）